一、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发展的过程

波兰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在1956年6月，地点是在波兰的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波兹南。起因是工人对计件工资征收不合理的高税，造成工资大幅下降不满。工人宣布罢工，然后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约有10万多人参与。

当局向波兹南派遣了正规军，包括两个装甲师，两个步兵师、359 辆坦克、6 门高射砲。一些武器起来的平民与军队发生了巷战，造成7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250人被捕、审判，其中196名是工人。史称“波兹南事件”。

1970年12月，因为物价上涨，工资水平下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削减等原因，波兰工人再次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中心（包括数个城市）。工人们走上街头，和军警发生了暴力冲突。因为事件发生在港口城市，政府这次不仅派出了坦克、直升机，还有军舰和超过6万名士兵，对工人进行镇压。造成45人死亡，1165人受伤，2989人被捕。这次事件史称“十二月事件”。因为罢工的范围涉及多个城市，所以最终政府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考虑给工人涨工资，平息物价，免职了部分官员，对死伤的工人家属进行补偿。这次罢工也包括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瓦文萨就是这家工厂的一名电气安装技工，也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参与者。

1976年食品价格再次暴涨，遍及全国的罢工再次爆发，结果是政府取消了食品价格的上涨，但2000多人因罢工而被逮捕，超过300人被判刑，有些刑期长达10年以上。还有数千工人被解雇。在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解雇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公费医疗和住房。这些被解雇的工人中包括瓦文萨。这一次，几十名著名的知识分子站了出来，他们签署了《团结宣言》，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为工人募捐，为被捕、失业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瓦文萨和他的家庭就是在这些帮助下得以生存下来。瓦文萨原本是这一行业颇为稀缺的专业技工，所以找工作并不难，但是，只要他一开始新的工作，马上就会有所谓的“保护人”找上他的新雇主。他多次被拘捕，多次失去工作。在屡次挫败之后，他干脆成为了一名全职的工人活动家。

从那时起波兰人就意识到，只要更多的人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就有可能让当局做出让步。他们还明白了一个道理，走上街头，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达不到战略目标，只能给当局开枪镇压的借口。他们完全可以劫持自己的工厂，把自己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比涨一次工资更大，但又不至少造成对政权威胁的程度，这个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自治的工会。因为他们相信 ,要真正保证工人的权利，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独立、自治的工会。独立自治的工会这一战略的设计者是几位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包括“保护工人委员会”的几位创始人柯拉科夫斯基、亚采克·库隆、亚当·米奇尼克。柯拉科夫斯基是波兰享誉世界的哲学家、亚采克·库隆是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波兰反对派的教父”，亚当·米奇尼克是历史学家和散文家，1968年，他还是波兰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时候，就因为参加反苏抗议活动而被捕入狱，此后他数次被捕入狱，是“波兰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

柯拉科夫斯基说：“相信一切都不会改变，就容忍了怯懦、消极和与邪恶合作的行为。”但问题是怎么做？米奇尼克说，试图推翻这个政权是不现实的，因为苏联会出兵干涉，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生的那样。他们相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比如通过抵制共产党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做法，建立一个真实的、日常的自由人社区。他们借鉴了印度甘地非暴力战略的两点精华：拒绝使用暴力和培养人民对自己负责任的习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改变国家的目标，而是先从发动和组织波兰人民开始第一步。他们不是通过抗议来要求改革，而是蔑视当局假装可以控制社会。他们不要求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他们就当做已经有了这些自由那样行事：印发自己的报纸，举办自己的活动，同时在异议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建立联系。在此期间，与所有的专制政府下生活的反抗者一样，遭遇殴打、逮捕、关押、恐吓、威胁、虐待、秘密监视，甚至暗杀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顽强抵抗。

八月事件

1980年7月，波兰政府再次陷入经济困境，宣布食品涨价，第二天华沙市和周边地区的罢工就开始了，罢工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8月7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解雇了工人活动家安娜。当天晚上，几名工人就聚在一起，印发了数千份传单。传单称，安娜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为其他工人说话，如果我们不抵制这件事，以后就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安娜保护过我们，现在是我们保护她的时候了。传单呼吁工人起来罢工。8月17日周二，工人们找到了瓦文萨，要求他领导这次罢工。周四一早，几名工人开始在开往船厂的各条线路的电车上散发安娜被解雇的传单。等他们发完传单回到造船厂时，数千名工人已经知道了安娜的遭遇，开始聚集起来准备罢工。他们选出了21名工人代表，其中包括瓦文萨和安娜。代表们很快讨论出罢工的几点要求：重新雇用安娜和瓦文萨，给工人涨工资和生活费，撤消涨价的政策，废除给军警的特别津贴，为1970年在罢工中被杀死的工人竖立一座纪念碑，承诺对罢工者不秋后算账，允许工人组织独立的工会。船厂厂长同意第二天，也就是周五和工人代表进行谈判。

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罢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到周五中午，大约有5万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占领了厂房，选举出罢工委员会成员。罢工者都保持了克制，没有走上街头和警察对峙，而是呆在工厂里，通过向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派出代表，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来团结和领导所有工厂的罢工。

罢工的动力来自成千上万个个体的行动，但是第一天的关键决定——占领工厂，组织起来和要求独立的工会——不是自发的。它是那些经历过1970年罢工失败的工人从中学到并传递给年轻工人的教训，这些教训也在地下出版物中广为流传。罢工组织者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要留在工厂里，每一个工人都知道应该这么做。而政府的反应是，掐断格但斯克市通往市外的电话和电报线路，封锁所有道路。

周五，在与厂长的谈判中，厂长同意了罢工者的多数要求，但奉命拒绝了他们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工人代表投票，多数人同意结束罢工。瓦文萨感到别无选择，拿起麦克风宣布罢工结束。当他们走出谈判大楼时，被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代表包围了，他们对瓦文萨说：“你不能背叛我们。”

瓦文萨对人们说，我们必须尊重民主，要接受这些妥协，即使它不那么好。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抛弃其他人，我们应该出于团结继续罢工，直到所有人都获胜。如果在这里的工人想继续罢工，那罢工就继续，现在有人要留下来吗？现场的工人高呼，我们留下来！这时，有人想回到会议室广播继续罢工的决定，但发现麦克风已经被掐断了。许多工人以为罢工结束了，纷纷离开工厂。但是两名女工跑到了2号大门，其中一人抓起一个扩音器，锁上门，要求大家安静的听她讲几分钟，她对大家说：罢工并没有结束，如果你们走出去，1976年的事情会再次发生，留下来的人会被军警镇压，会被解雇。重要的是我们要团结，所有工厂的工人都要团结起来。当大门再次打开时，只有4个人离开。然后这两位女工又跑向其他大门，去做同样的恳求。造船厂的规模很大，消息无法传达到每一个人，所以在下午结束时，多数罢工者还是离开了工厂，只有几百人留了下来，他们必须坚持整个周末，希望周一返回的工友可以再次加入罢工。与此同时，通讯员们赶往其他罢工的工厂，通知人们罢工仍在继续。周六晚上，20个罢工企业的代表聚在造船厂的一间会议室里，宣布成立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瓦文萨被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出现会议的还有长期与他们合作的异议知识分子，他们一同制定出21项罢工要求，其中第一项就是成立独立自由的工会。有人提出要求废除审查制度，遭到了“保护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博鲁塞维奇的反对，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要求废除审查制度带来的后果，他们必须尊重现实：波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放弃了要求自由选举的提议。罢工开始才3天，罢工领导者就已经在遵守挑战政权速度的限制了。

周日结束前，他们决定要把罢工扩大到现有的22家以外的工厂去。周一一大早，一群通讯员就开始行动，把传单送到沿海的各个工厂。运货到列宁造船厂的卡车司机也把消息带回到供货的工厂。在华沙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整个波兰的自由欧洲电台的听众都知道了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及其诉求。周一上午，成千上万的工人返回工厂，重新加入罢工者的行列。到傍晚的时候，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已经包括了该地区150家工厂的代表。许多外国记者蜂涌而至，列宁造船厂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罢工者挟持了昂贵的船舶和机器做护身符，国际媒体报道又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保护。

与此同时，政府分别与一些工厂的罢工者谈判，承诺大幅加薪，试图分裂他们。但政府的策略失败了，罢工继续在沿海地区蔓延。

周三，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罢工者不是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正义而斗争。全国民众似乎都同意这一点，每天都有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造船厂大门外表达他们的支持。农民为罢工者提供补给，市民为罢工者募集捐款，甚至还有一个退休军人代表团来送他们募集的捐款。专业人士和学生把罢工的消息传遍各地。学者和异议人士为外国媒体做翻译，还为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提供建议。这一广泛的联合阵线没有发动罢工，但却挫败了政府孤立和消耗罢工者的企图。

周五，格但斯克地区已有500家工厂罢工，另两个工业中心也爆发了罢工，2万名铜矿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业。政府不得不同意与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谈判，周六晚上，政府一方以波兰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为首，瓦文萨等罢工发起人则代表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一方进行了谈判。政府终于在罢工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同意他们成立独立的工会，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也做出了让步，保证罢工者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还做出了另一项让步，虽然他们希望所有波兰工人都能获得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政府拒绝了，格但斯克以外的工人必须自己争取这一权利。瓦文萨知道不是所有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代表、罢工者和异议人士都对这个协议满意，他问道：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没有，但我们实现了很多，我们实现了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成立独立自由的工会。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保证。然后他宣布罢工结束。数十万工人第二天回到了工作岗位。

几天之内新工会就设立了办事处，他们给这个新工会起名为“团结工会”，瓦文萨被推选为团结工会主席。根据协议，官方媒体刊登了双方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全文，所有波兰人都知道了格但斯克工人赢得了什么权利。没过几天其他地区的工人也开始要求同样的权利。9月17日，各地代表在格但斯克开会，准备建立全国性组织—全国协调委员会，以便为地区性工会提供指导。当时全国的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已经超过300万，到年底时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已经接近1000万，其中包括100多万共产党员和超过1/4的警察。

团结工会的崛起

团结工会的计划是与共产党竞争对波兰未来的控制力，而不争夺目前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不仅需要高度的自制力，还要从民众中汲取力量。这种努力要想取得成功，工会的支持者就必须团结在“自我限制”的目标下，这并不容易。罢工期间，瓦文萨全靠自己的个人声望和政治手腕才平息了大家对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反对。

团结工会也不断在危机出现、解除、再出现中循环。自从和政府的协议签订不久，当局就一再违反承诺，11月，警方突袭了团结工会在华沙地区的办公室，逮捕了一名年轻的印刷工，指控他“散布国家机密”。官方媒体不断攻击“保护工人委员会”。这些公然挑衅的行为造成了两难局面：如果团结工会无所做为，敌友双方都会认为它是纸老虎，没有支持八月协议的决心。但是如果逼得太紧，又可能招到党内强硬派的反弹。团结工会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精心设计每次回应，保持变革的势头，而不把政府逼到悬崖边上——它提出要求，呼吁或威胁举行抗议罢工，然后会见政府官员达成妥协方案。他们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新的涨工资的承诺，年轻的印刷工获释，每月只有一个周六工作，反对派可以上电视和广播电台演讲，还可以出版报纸。这些成就并不能令团结工会的支持者满意，一旦协议达成，瓦文萨和其他领导者就要忙着说服工人取消罢工。但紧张得到了缓解，新的冲突出现前赢得了短暂的喘息空间。

1981年3月19日发生了一件事，一直要求成立农村团结工会的2名农民代表与团结工会地方分会的1名领导人一同前往布龙贝格市政府请愿时遭到了警察的殴打，3个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一消息激怒了整个波兰，有人提议举行总罢工，但瓦文萨担心，总罢工会给政府内强硬派镇压的借口，他提议3月27日举行4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并且提出五项要求，包括惩罚肇事的警察和承认农村团结工会。3月27日早上8点，波兰各地工厂都响起了罢工的汽笛，100万共产党员也违抗政治局的命令，服从了罢工的号召。电视屏幕一片空白，上面只有“团结——罢工”的字样。中午时分，汽笛再次响起，罢工结束。这次4小时的罢工展示了团结工会的力量。一周后，政府再次与团结工会进行了谈判，同意惩罚肇事者，允许农村团结工会登记，团结工会方面则承诺，不再因此事举行罢工。对一个有着1000万会员的全国性组织来说，发动罢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破坏国家的经济。但是团结工会通过挥舞棍棒而不使用的方式避免了冲突，同时几乎使整个波兰改头换面。最基本的变化是许多波兰人在共产党的控制之外组织了起来。团结工会会员不仅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教师、医护人员、工程师、甚至包括警察。100多万农民参加了农村团结工会，大学生也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建立自组织社会的理想在短短几个月就变成了现实。这些新的自由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团结工会有力量用罢工来威胁政权对国家的控制。波兰政府也不是想妥协，而是其他的方法后果会更糟。但是苏联在不断的给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波兰政府开始为戒严做准备，但团结工会对此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给团结工会的策略增添了复杂因素。工会不能在会员遭受苦难之际袖手旁观，但罢工只会使经济更加不稳定。如果团结工会能够说服工人放弃一些周六假期，甚至支持政府提高物价，就能够在经济制定政策中拥有发言权，也可以在分享权力的同时维持秩序。但团结工会在诞生一年后，克制的做法逐渐消失，反对派中的激进分子陶醉于团结工会享有的压倒性的民众支持和国内不满气氛，因此提高了声音。最坚定的言辞是要求自由选举，结束一党独裁。团结工会领导人要想仍然居于前锋位置，就不能落在最激进的意见后面太远。

1981年12月11日-12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开会，午夜会议结束后，外地代表回到旅馆，当地代表则回到家中。华沙的2名代表决定不回旅馆，他们买了当晚回家的火车票。当他们在月台上等候火车的时候，发现防暴警察包围了代表们住的旅馆。1小时后防暴警察撤离，他们回到旅馆，得知整个团结工会主席团都被带走了，瓦文萨的家被封锁，团结工会总部被包围。随后，警察逮捕了全国成千上万名团结工会的领袖、知识分子和其他活动家。大城市遭到封锁，电话和电报线被切断，军队设置了路障，接管了电台和电视台，政府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逃过抓捕的团结工会活动家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重新聚集起来，成立了全国罢工委员会，宣布进行总罢工，声称只有取消战时状态，释放所有被逮捕的人，才会开始谈判。一两天之内，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占领性罢工。但这次政府决定镇压。军队包围了工厂，坦克撞毁了围墙和大门，防暴警察冲了进来，把罢工者赶了出去，逮捕了领导者，然后关闭了工厂。数以万计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遭到清洗。

此后的几天里，少数在朋友和支持者的帮助下躲过了逮捕的团结工会活动家组建了一个地下组织网络。随后，这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组织开始通过通讯员彼此联络，并且计划成立一个全国性地下组织重新发动罢工。但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公开对抗会导致更严厉的镇压，甚至会引来苏联的军事干涉。中心化的运动更容易遭到渗透和摧毁。既然他们不能通过狂风暴雨式的运动来取得控制权，就应该努力缓慢瓦解体制，准备做长期艰苦的斗争。所以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协调委员会，只规定运动的大方向，真正的组织工作由基层完成。这项战略把负责反对运动的力量和形式的主体，从领导者身上转移到了整个社会。

地下出版社很快恢复了起来，地下学校也重新出现。统治者再次面对一个有组织的反对运动，这个运动并不攻击政权，而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信息来忽视政权。临时协调委员会号召人们抵制官方工会，加入者会受到排斥。官方媒体成为另一个抵制目标，最受欢迎的演员拒绝在电视上露面，不参与抵制的人会受到其他人的抵制。国家再也没有一个动员起来的公开对手，但到处都是小规模的抵抗，政权的合法性正从千疮百孔中流失。反对派的活动虽然无法加速最终崩溃的到来，但却代表了另一种未来，当政府穷尽了所有的选择之后，他们就能够站出来重建波兰。

从圆桌会议到大选

1986年4月物价再次飞涨，新一轮罢工冲击了波兰，但这次罢工不是由团结工会号召的，瓦文萨反而出面帮助结束了一次为期9天的罢工。组织这次罢工的年轻活动家虽然指责瓦文萨等人是政府的维稳力量，但是对政府来说，团结工会似乎是更负责任的对手。当4个月后新一轮罢工爆发的时候，政府认为在处理无法控制的事件上需要得到团结工会的帮助。1989年2月6日，29名政府派出的代表和26名团结工会的代表举行了圆桌会议。

4月6日，波兰人实现了自己多年奋斗的目标：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和自由的国会选举。6月4日，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赢得了所有自由选举的国会席位。

有人说，圆桌会议是我们自由开始的地方，实际上，自由始于1970年罢工者要求成立自己工会的地方，始于1976年入狱工人的家庭得到食品和金钱援助的地方，始于1980年罢工者放下工具拒绝工作的地方，也始于人们阅读地下出版物的地方。只有在实际的权力转移已经发生之后，谈判才能带来变革。1989年在波兰共产党交出权力之前，它其实已经失去了对波兰人民的领导地位。非暴力运动是对当权者说“不!”,协商谈判则是对当权者说“是”。两者同样重要。但只有在政府认为自己无法镇压运动，运动也认为自己无法推翻政府的时候，协商谈判才可能发生。

1989年6月4日，波兰团结工会赢得了共产党政权下台后的第一次大选。赢得了自由选举的全部席位。而就在同一天，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政府的血腥镇压。

二、团结工会运动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比较

首先，比较两个运动的的目标。团结工会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实现一个完全民主化的国家，但他们知道这个目标没办法一次达到，他们记得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伐克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所以他们谨慎行事，以免遭致苏联强硬派的军事入侵。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先建立一个自由的工会，他们的运动是一个自我限制的运动。

1989年，团结工会已经拥有了1000万的会员，其中包括波澜80%的工人。大家会想，既然有这么多人支持团结工会，为什么不把运动的目标向前推进一步，比如要求自由公开的选举？但团结工会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他们想要的首先是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可以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让医生、学生、农民，都可以发展自己的组织。所以团结工会的定位非常实际：在这个时间点，火力要集中在争取集会结社自由上。

而在1998年，中国民主运动中学生诉求则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的。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类：一类涉及对为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平反，比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对胡耀邦的评价；一类涉及根本政治制度的改革，比如修宪、人大制度改革和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学术、结社自由，也包括对官员的选举和监督等。一类是反腐败、反特权、增加社会公正、领导财产公开等制度性改革诉求。还有一类比较具体，比如遏制物价，提高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生活。运动后期的主要诉求是给运动正名，以及平等的与政府对话。这么多诉求不可能通过一次示威抗议活动实现，但他们一直坚持留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温和派已经同意与学生对话、谈判并达成和解，但是学生发起了更激进的绝食行动。这一行动没有经过当时的北京市高自联学生常委的多数支持，于是主张绝食的学生抛开民主程序，以个人名义发动了绝食行动。绝食行动激发了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举行集会抗议，表达对学生的支持。最终导致中共强硬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于是党内温和派被踢出了局。

在波兰共产党高层里面也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所以团结工会的战略就是提出有限度的要求。团结工会的表现让温和派觉得他们的运动是理性的，不是要发动大规模的革命，这样的表现支持了温和派的论点，最后使温和派在和强硬派的较量中得以胜出。

团结工会的战术也是灵活多变的，他们一开始也上街游行，后来改为占领工厂。这种战场的改变也使当局的镇压变得更为困难。而北京的学生主要是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这两个战术有什么不同？广场上可能有数万人，政府很容易派人渗透到里面，学生们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而且他们停留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是显而易见的攻击目标，要镇压非常容易。可是占领工厂则完全不同，工厂外面有铁闸门，工人可以很容易的管控进出的人员，而且工厂里面每一个人都相互认识，政府要想派人渗透进来，立刻就会被发现。两个战术的优劣一下就能看出来。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直采用在广场静坐的战术，这等于给政府时间来研究对付运动的策略。而团结工会占领工厂，政府不敢贸然派军队去镇压，因为动用武力可能会毁坏工厂的机器、设备，这对当局来说，也是更大的代价。但用武力攻击广场，顶多造成建筑物有限的破坏，代价要低很多。

由于团结工会采用了占领工厂的战术，他们每个人都认识彼此，有比较高的互信基础，所以他们也更容易保持非暴力纪律。而在天安门广场，当军人向学生开枪时，人们要进行自我防卫，这对非暴力纪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的强硬派打败了温和派，所以共产党内部没有人变节，从而导向运动阵营。但波兰共产党内部则有很多人变节、倒戈。因为团结工会的诉求是成立一个自由的工会，许多波兰的工人也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想要一个自由的工会，所以团结工会的运动吸引了很多共产党员的支持。

中国的学生运动在战略上面也缺乏耐心，本来他们可以回到校园，从争取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到参与基层民主进行民众动员，来继续开展运动，但激进情绪占了上风。他们希望通过占领天安门广场一次性实现所有的民主诉求，这个步子有点快，很容易遭致当局的反弹。而团结工会的组织者则认为，在他们有生之年，波兰可能无法实现民主，他们希望下一代可以继续努力，他们预计两代人完成这项事业，但从这一代人就要开始做，所以他们在战略上非常有耐心，他们计划做长期的抗争，慢慢扩大运动的生存空间，不给政府理由镇压他们。当然，其实政府还是颁布了戒严令对他们进行了镇压，当时看起来他们的运动也失败了，但很快他们又卷土重来，所以其实抗争不是直线式的，不会是一蹴可就的。

两个运动各自的主要特征：

中国八九学生运动

激进的运动，目标多变

彻底的姿态：不能实现全部目标就没什么可谈

共产党强硬派接手政权

非暴力纪律被削弱

对手阵营没有变节现象

没有耐心 进行长期斗争

参与者上百万

成员单一

战术创新低

镇压效果：产生了作用

国际制裁：事后

结果：运动失败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稳健的运动，目标明确：独立的工会

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共产党温和派战胜了强硬派

整个运动都保持了非暴力纪律

共产党官僚大规模变节

准备几代人的抗争

参与者上千万

成员多样化

战术创新高

镇压效果：产生了反作用

国际制裁：长期

结果：协调谈判，赢得大选

总结一下天安门民主运动存在的五个问题：第一，战略、战术创新上面的问题。学生们一直坚持同样的战术（几乎没有战略），没有尝试创新；第二，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诉求很多，而且一直在变化，并且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第三，没有尝试动员更多的民众加入运动；第四，没有试图促进共产党内部的变节。第五、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后期，学生领导层出现了分裂，一派比较激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另一派比较温和，认为我们可以回到校园继续斗争。最后决定走激进路线的站了上风。这个分裂本身也对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在内部就形成了共识：我们只要成立一个独立工会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坚持实现全面的民主，政府一定会镇压，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选择。

强调一点，做这样的比较分析绝对不是为了批评当初英勇牺牲的学生，而是要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学习，让未来不再重蹈覆辙。

选自“中国权利在行动”《如何开展非暴力运动培训课程-案例研究》

202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