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实施政治反抗

在民众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的情况下，最初交给公众的任务必须是低风险、建立信心的任务。这类行动——例如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穿衣——可以公开表达异议，并给公众一个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参与异议行动的机会。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较次要的非政治性议题（例如争取安全供水）作为集体行动的焦点。战略家们应当选择这样的议题：其价值能够得到广泛认可而又难以拒绝。在有限的运动中取得胜利不仅能解决具体的不满，还能使民众确信他们真正拥有潜能。

在长期斗争中，各个战役的战略多数不应以立即彻底打倒独裁政权为目的，而应当是为了达到有限的目标。也不是每场战役都需要有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

在思考为实施总战略而开展的一系列具体战役时，政治反抗战略家需要考虑长期斗争的初期、中期和接近结束时各场战役的区别。

选择性抗争

在斗争的初级阶段，发动多场具体目标各不相同的独立战役会很有用处。这些有选择的战役可以一个接一个。有时，两三场战役可能在时间上互相重叠。

在规划“选择性抗争”战略时，需要确定一些能够象征独裁政权的全面压迫的具体有限的问题和不满。这些问题可以成为在总战略范围内为达到阶段性战略目标而开展战役的恰当对象。

这些阶段性战略目标应该是民主力量依靠当前或预期拥有的力量所能够实现的。这样就有助于确保取得一系列胜利，不仅对士气有利，也有助于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增加自己的优势，转变力量对比。

选择性抗争战略应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选择这类问题可以是为了使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部分元素不受独裁者的控制，为了夺回社会中某些目前被独裁者控制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为了不让独裁者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如有可能，选择性抗争的战役也应当像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打击独裁政权的一个或几个弱点。这样，民主派就能用自己现有的力量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

战略家们需要尽早开始规划至少首场战役的战略。其有限的目标是什么？它将如何帮助实现所选择的总战略？如有可能，最好也要制定第二次、也许还有第三次战役的战略概要。所有这些战略都要贯彻所选择的总战略，并在其总纲之内运作。

象征性挑战

削弱独裁政权的新战役开始之时，最初的比较具体的政治行动，其范围可能十分有限。这类行动的目的，部分应在于检验和影响民众的情绪，使他们准备好通过不合作和政治反抗来持续斗争。

最初的行动很可能采取象征性抗议的形式，或者是以有限或暂时的不合作作为象征性行动。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少，那么最初的行动可能是譬如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献花。另一方面，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很多，那么就可以搞一个五分钟停止一切活动或几分钟静默。在另一些情况下，少数人可以举行绝食、在某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守夜、短暂的学生罢课、或在某个重要办公场所暂时静坐。在独裁统治下，这类比较具有挑衅性的行动很可能会遭到严厉的镇压。

有些象征性的行动——例如实际占据独裁者的宫殿或政治警察总部的前门——可能风险很高，因而不适宜用来发动一场战役。

最初的象征性抗议有时会引起国内国际上的重大关注──例如1988年缅甸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或1989年北京的天安门学生绝食。这两个案例中示威者伤亡惨重，这说明战略家在规划战役时需要非常谨慎。这类行动尽管有着巨大的道义和心理影响，但本身不可能摧毁一个独裁政权，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象征性的，没有改变独裁政权的权力地位。

斗争初期通常不可能完全和迅速地切断独裁者的权力资源。那需要几乎全体民众和几乎所有社会机构──此前一直是大致顺从的──都完全拒绝该政权并突然以大规模和强有力的不合作的方式来反抗它。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将希望寄托于全面的反抗和不合作的速战速决，对于反对独裁政权的早期战役来说，不是一个现实的战略。

分担责任

在选择性抗争战役中，在同一时间里，斗争中首当其冲的通常是一部分或几部分的民众。在随后发生的另一场具有不同目标的战役中，斗争的责任将会转移到另一部分民众身上。例如，学生可能会为某个教育问题而罢课，宗教领袖和信徒可能会把精力集中于关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铁路工人可能会事无巨细地遵守安全规程从而使铁路运输系统龟速运行，记者可能会以出版开天窗的报纸（被禁文章处留空）的方式挑战审查制度，警察可能会三番五次地抓不到遭通缉的民主反对派成员。按照不同的议题和群体分阶段地开展抗争运动，能在使抗争继续进行的同时，让部分民众得到休息。

选择性抗争对于捍卫不受独裁政权控制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性团体和机构的存在和自主权特别重要，这一点前文中已有过简短讨论。这些权力中心给民众提供了施加压力和抵制独裁控制的制度性基础。在斗争中，这些团体和机构可能是独裁政权的第一批打击目标。

针对独裁者的权力

随着长期斗争从起步战略发展到更加雄心勃勃的高级阶段，战略家们就需要推算怎样才能进一步限制独裁者的权力资源。这时的目标应当是以民众不合作为手段，创造一个对民主力量更加有利的焕然一新的战略局面。
随着民主抗争力量的增强，战略家们应策划更加雄心勃勃的不合作和反抗行动，以便切断独裁者的权力资源，其目的在于制造和加剧政治瘫痪，最终瓦解独裁政权本身。

民主力量如何才能削弱个人和团体过去曾经给予独裁政权的支持？这需要认真进行规划。能够削弱这种支持的，是揭露政权的暴行，暴露独裁者的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还是让人们认识到他们有能力结束独裁统治？至少应当诱导独裁者的支持者在行动上保持“中立”（“骑墙”），最好能让他们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在规划和实施不合作和政治反抗和的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密切注意独裁者的所有主要支持者和帮助者，包括其内部派系、政党、警察和官僚，尤其是军队。

需要仔细评估军队——既包括士兵也包括军官——对独裁政权的忠诚度，还应作出判断：军队是否会接受民主力量的影响。普通士兵中是否有许多人是不幸且害怕的义务兵？是否有许多官兵由于个人、家庭或政治原因而同政权疏远？还有其他哪些因素可能使官兵易受民主力量的颠覆？

在解放斗争的初期，应当制定专门的战略来与独裁者的军队和官员沟通。民主力量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和行动来让军队知道，解放斗争将会十分激烈、坚决和持久。应当让军队知道，斗争具有特殊性，旨在摧毁独裁政权而不是要威胁他们的生命。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削弱独裁者军队的士气，并最终瓦解其忠诚和服从，使之有利于民主运动。类似的战略也可以用来对付警察和公务员。

但是，不要把试图在独裁者的队伍中争取同情并最终诱导他们不服从解释为鼓励军队通过军事行动迅速结束当前的独裁统治。这种局面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政变并不能改变民众和统治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因此，需要规划如何让同情抵抗的军官理解，无论是用军事政变还是用内战来反对独裁政权，都既不需要也不可取。

同情抵抗的军官在民主斗争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军队中散播不满和不合作，鼓励故意的低效率和暗中违抗命令，以及支持部队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军人也可以以各种形式给民主运动提供积极的非暴力援助，包括安全通行、信息、饮食、医疗器材等等。

军队是独裁者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之一，因为独裁者可以直接利用纪律严明的军事单位和武器打击和惩罚不服从的民众。反抗运动的战略家应当记住，如果警察、官僚和军队始终全力支持独裁政权并在执行其命令时完全服从，那么要瓦解独裁政权将是非常困难或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民主战略家应当优先考虑旨在瓦解独裁者阵营的忠诚度的战略。

民主力量应当记住，军队和警察队伍中的不忠和不服从，对这些队伍的成员来说可能非常危险。士兵和警察的任何不服从行为都会遭到严厉惩罚，叛变行动会导致死刑。民主力量不应要求官兵们立即叛变。而应该在有可能与之联系的情况下，让他们清楚自己最初可以采取许多比较安全的“隐蔽的不服从”的方式。例如，警察和军队可以效率低下地执行镇压命令，找不到遭通缉的人，警告抵抗者即将进行镇压、逮捕或驱逐出境，以及不向上级报告重要的信息。不满的军官则可以不向下级传达镇压的命令。士兵们可以向示威者头顶上方开枪。同样，公务员们则可以遗失文件和指令，效率低下地工作，他们还可以“生病”，以便呆在家里直到“康复”。

战略的变更

政治反抗战略家们需要经常评估总战略和具体的战役战略的实施情况。例如，斗争可能进行得不如预计的那样好。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家们要推测战略可能需要作出哪些变更。怎样才能增强运动的力量并重新赢得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家们必须找出问题所在，作出战略性重估，还可能要把斗争任务移交给另一群体，动员另外的力量来源和制定替代性的行动方针。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应当立即执行新计划。
与此相反，如果斗争进行得比预计的顺利得多，独裁政权的崩溃比原先预测的要早，那么民主力量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一意想不到的进展，继续前进使独裁政权瘫痪？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