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甘地有智能手机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内容开发部助理杰克·菲茨帕特里克。今天的演讲者约瑟夫·博克博士是圣母大学埃克学院全球健康培训部主任。他具有12年从事国际人道主义工作的经验,包括监管国际卫生计划在巴基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区的执行。他曾担任亚洲基金会冲突管理和民主治理方面的顾问,为泰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提供咨询。他还是梵蒂冈“国际明爱组织”和解工作组成员,家乐氏基金会研究员,哈弗福德学和平与全球公民中心执行董事。他曾任密苏里州众议院议员6年,是众议院“能源与环境委员会”主席和“商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约瑟夫·博克作为专家受邀在许多地方发表过演讲,涉及的主题包括如何防止暴力冲突的发生,对巴基斯坦的国际援助,巴以冲突和种族之间的暴力,极端宗教主义冲突的早期征兆以及如何应对,非洲难民危机等等。他还是学术期刊《在实践中发展》的社论评委,这是一个总部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创立的同行评审杂志。约瑟夫·博克出版过3本著作,其中一本是《非暴力的技术:社交媒体和防止暴力》,2012年由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时常刊登在《和平研究杂志》、《在实践中发展》、牛津大学的《难民研究等杂志上。约瑟夫·博克拥有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现在请约瑟夫·博克博士为我们演讲。

约瑟夫·博克博士:谢谢杰克的介绍,感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网络研讨会,也感谢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一起讨论。我会尝试阐述投影片中涉及的问题,然后听听大家的问题和意见,如果我有些话题没涉及到,也欢迎大家提问的时候指出来。

今天我会从一些理论开始,然后会谈到非暴力运动中三个时代的技术,政府和非暴力运动组织等各方对技术的利用,技术的局限性——技术不是万能的,我们要看到技术能做的事情以及技术不能做的事情。我也会谈到专制政府使用的技术,麻烦制造者在非暴力运动中造成的影响,断网的情况和非暴力运动中的道德困境,最后会回到我们的主题,甘地会怎么做。

我要先说明一下,我的著作《非暴力的技术:社交媒体和防止暴力》主要讲的是如何防止暴力发生的。但没有玛丽亚·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韦思2011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论述得详细。

我强烈推荐《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这本书,它让我受益匪浅,我曾为它写过一篇评论。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忠诚转移理论”,它意思是说,每个政权都会有为其效忠的权力支柱,统治者依靠这些支柱才能够维持统治。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支柱只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或者被统治者用来镇压人民。这些支柱可以是军队、警察、法院等等。它们之所以维护专制政权是因为它们认为自己也是非暴力运动针对的目标。它们相信非暴力运动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会刀剑相向。

我想传达的信息是,如果非暴力运动想让这些支柱对专制政权的忠诚转移,不再效忠于统治者,那么暴力革命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因为宣扬暴力会使那些支柱感觉到威胁,它们就很难发生变节与倒戈。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重点之一是如何解决麻烦制造者——那些宣传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的人,也就是防止非暴力运动中的暴力,保证非暴力运动的纯洁性,促使政权的支柱发生变节和倒戈。

在非暴力运动中我们使用各种技术,但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第一代技术是指电话出现前的时代。我和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马西尔聊过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他说在电话出现之前,人类很长时间一直使用印刷技术,人们派信使徒步传递信息、传播思想。但是信使会有被捕的风险,可能会受到酷刑逼供,印刷品可能会成为证据,用来对信使进行迫害等等。

声音也被人类长期使用,缅甸有一个1990年代成立的,名为“缅甸自由游侠”的组织,他们用鞭炮警告人们军用直升机来了,听到鞭炮声,人们就会马上躲到丛林中去,不让直升机上的军人看见。锣鼓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还有美国西部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烟雾信号,这些信号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但是天气的能见度会影响烟雾信号传播的效果。还有人使用摩斯密码传递信息。

第二代技术以固定电话(电话线电话)为主。它已经被使用了几十年,用印刷技术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进行交流我读过危机应对技术专家帕特里克·迈耶写的一篇关于非洲地区非暴力运动的文章。他的文章中提到,那里的活动家为了躲避政府的电话监控,用电话铃响几声作为信号,响一声,响两声,响三声各有不同的含义。比如明天我们要上街游行,或者今天晚上警察准备逮捕活动家等等。电话铃响五声才必须接电话。这种事先约定好的信号传递方式政府无法监控。

在一些小地方,广播电台通过收音机,可以给不会用手机或用不起手机的人传递信息。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政府用广播电台宣传暴力和种族仇恨言论,活动家也可以反过来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政府。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电台把信息传播到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中去,这是外部支持者可以做的工作,我后面还会讲到。

想像一下,如果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外部支持者能用广播电台和政府的宣传对抗,就有可能降低暴力和种族仇恨言论造成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案例,外部支持者可以使用电台影响种族问题。

电视台也是一种交流的有效方法,但是电视台通常被专制政府所控制。如果活动家能短暂占领、控制电视台或电台,就有机会将游行的时间等信息传递给民众。当然,这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压统治的国家,这么做的活动家可能会遭到逮捕和酷刑等惩罚。

手机是第二代技术的最大优势。我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手机是至今为止最有效的交流工具,它使人们在旅行时也可以互相交流,即使身处异乡也能与故乡的人保持联系。不仅仅是发短信、拍图片和视频,然后发送给其他人。我在印度见到那里的活动家用手机联络各种意见领袖、政治领袖、商业和宗教领袖等。他们利用这些领袖的权威阻止麻烦制造者对运动的破坏。这是手机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巨大优势。但是,手机信号也可能被监听或切断,所以手机也有劣势。你们可能知道现在发生在叙利亚的暴力革命,叙利亚政府切断了手机信号,那里的反政府军就使用卫星电话。不过卫星电话同样也会被监听,而且成本十分昂贵。但是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案例。这大概就是技术的活力,它像水一样会流动,水如果在这里被挡住了,它就会流到那里,技术也是这样。

接下来是第三代技术。通过短信、网络短信、电邮,即时聊天工具、社交媒体,可以让民众了解非暴力行动的诉求和行动发生的地点。我必须强调,在非暴力运动中,要对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保持警惕,做好隔离和控制暴力事件的准备,不要让它们扩散,不要让它们损害非暴力运动的声誉。因此,短信、社交媒体等工具能够立即为活动家提供信息十分重要。

有了社交媒体,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传播到各个平台,比如推特。这就是危机应对技术专家帕特里克·迈耶所说的“人群效应”,它让我们能够快速把信息传递给民众,这让非暴力运动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

很多人可能不熟悉自动数据生成系统,其实很多软件都有这个功能,不过现在生成的数据都只有英文版。自动数据生成系统其中一种就是虚拟研究阅读器,这项技术很昂贵,但是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对一些事件进行分析,就是值得的。比如某地政府准备镇压,或者某个武装组织正计划袭击某地,我们就可以用虚拟研究阅读器分析这些事件并生成英文数据。用虚拟研究阅读器进行数据开发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不敢保证它的准确性,因为它可能会像话术一样曲解概念。

模式识别是另一个涉及数学的技术,理论上我们说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技术,但是方便起见,我在这里不做这样的区分。这种软件的主要的优势是可以脱离人的主观,用客观进行分析,帮助那些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况的人找到问题的关键点。换句话说,有时候社会整个氛围会呈现一种低迷的状态,民众普遍感到恐惧和绝望,或者预测某地会出现某个危机。民众的感受可能会有偏差,模式识别技术进行分析可能非常有效。

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目击者”组织,他们制作的数字地图很有名。地理信息系统对数字地图非常有用,因为它能追踪具体位置,告知大家具体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看过二战老电影的人都会记得这样的场景:一群将军围着沙盘,在上面移动军舰和坦克,他们正在做的是战术研究。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中,数字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还能让在不同地方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能通过数字地图掌握正在发生的事件,比如我们在哪些地区有优势,哪些地区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都能在数字地图上标注出来,目击者组织还有其他一些平台提供这种技术。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虚拟现实技术。非暴力运动需要用通过培训活动家,让他们了解不同的情境下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使用虚拟技术建立的网站,比如“第二人生”就可以用来做这样的培训。有一部纪录片《阻断者》讲述的就是类似的故事。“阻断者”是美国的一些前帮派成员,他们要阻止芝加哥等地的帮派成员发动暴力事件,他们称自己为阻断者。他们开发了“第二人生”网站,对阻断者进行虚拟现实培训,比如如何介入事件使帮派成员放弃暴力等。这类平台完全可以用在非暴力运动中,让受过培训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家越来越多。

我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加上了无人机卫星成像。我不知道非暴力运动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这种技术,但是它确实能提供有用的情报。你们很多人应该比我更清楚,针对苏丹达尔富尔的金戈威德武装组织就使用了无人机卫星成像对其进行监控。有些文章也提到未来无人机可以用于监督交战双方是否遵守了签订的停火协议。比如有些协议保证某些组织不会受到攻击,使用这些技术,国际社会就不用专门派代表团到当地进行监督,可以大大减少外交上的成本。

技术是有多面性的,哪一些适用,哪一些不适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都需要认真思考。谨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运动组织可以使用,活动家可以使用,专制政府也可以使用。

除了使用技术,运动成功还需要其他哪些条件?

信息安全专家克里斯·布提出了非暴力运动的90|10规则。这个规则是说,一个成功的非暴力运动只有10%依赖技术,另外90%需要具备其他知识和条件——我总结为3大重点:1.受过培训的、互相信任的活动家网络;2.运动战略。我知道埃及和某些国家的运动组织,曾经派活动家去国外——比如塞尔维亚——向具有成功实现非暴力民主转型经验的,懂得运动战略的培训师学习,然后再培训自己国家的活动家;3.保持非暴力纪律。运动中很容易出现暴力,保持非暴力纪律至关重要。

技术确实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非暴力运动中起至更重要作用的是活动家网络、运动战略和非暴力纪律,但是,我认为外部支持者也能给予非常有用的支持,比如民主国家的外交官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此外,还有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确实也很重要。我做过很多非暴力民主转型的演讲,人们都知道甘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阿卜杜勒·加法尔·卡汗——通常人们称他巴达汗——和他创立的穆斯林非暴力运动组织“上帝的仆人”。巴达汗和甘地都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而且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在印巴分治后的骚乱期间,巴达汗和甘地一起四处奔走,宣传非暴力理念。巴达汗的兄弟阿卜杜勒·贾巴尔·卡汗也是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曾带领“上帝的仆人”10,000多名穆斯林成员,保护巴基斯坦普什图瓦里地区的印度教教徒免受暴徒的攻击。我们通常认为法治精神是西方概念,但它也是普什图瓦人的传统道德准则。普什图瓦人强调做光荣的事,包括保护弱势群体,这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法治理念相一致。我经常告诉人们:“据我所知,巴达汗领导的穆斯林组织“上帝的仆人”是非暴力运动的先锋,他们在反对暴力方面十分成功。”

投影片上的这段话引自政治学学者罗伯特·约翰森《激进的伊斯兰教和非暴力:普什图人宗教赋权与约束的个案研究》一文。我想再次强调,有10,000多名穆斯林采取了行动,保护普什图瓦里地区弱势的印度教教徒。他们的行动非常成功,后来那里的基督教都会也去寻求他们的帮助。

回到技术,专制政府和武装组织也在使用这些新技术,那么,我们更应该使用它们。

我在网上看到许多讨论,说政府通常在使用新技术方面相当笨拙,原因之一是官僚主义,原因之二是政府机构比较封闭。所以,非暴力运动在使用新技术方面应该比政府至少快一步。

非暴力运动会有很多人参与其中,所有不想使用暴力但想参与到政治变革进程中的人,最终都会加入非暴力运动。如果有越来越多使用新技术的人加入非暴力运动,非暴力运动将更有成功的希望。

我们如何使用技术应对麻烦制造者?我说的麻烦制造者,是指那些故意破坏非暴力运动的人,自暴自弃给非暴力运动带来负能量的人,造谣说有暴力事件要发生的人,还有那些说自己可以预测到会使用暴力的人。所以,不同的新技术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麻烦制造者。

通过分析热点事件、收集数据、制作数字地图,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互相信任的活动家网络。当我们预测到有麻烦将会出现,或者验证信息的真实性时,这些新技术是一大优势,它们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麻烦制造者。我认为,研究这个领域的战略和技术会让我们收获颇丰。

断网怎么办?如果政府破坏移动通讯信号塔、切断互联网或者屏蔽推特等,会让我们感觉回到了上个世纪。但如果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我们还可以退后一步,用电台——不管是业余无线电台,还是广播电台。虽然不得不退回到使用上个世纪的技术,但是活动家依然能够保持联络。另外,我们也可以向前一步,比如在叙利亚革命期间,反政府军成员因为手机被屏蔽,转而使用昂贵的卫星电话。但卫星电话仍然被政府监听,我们听说有用卫星电话的人甚至遭到暗杀。但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案:当流行的技术工具不能使用的时候,就比政权提前一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工具。在埃及革命期间,政府切断了互联网并屏蔽了手机信号,外部支持者就使用大功率的广播电台与运动的组织者联络,这是外部支持者可以对运动起到支持作用的案例之一。

我们可以完全透明的收集数据,比如使用手机的人都发短信到生成数据地图的网站,形成蝴蝶效应。但是在分享和反馈收集到的数据时,我们不应该完全向公众公开,因为我们可能不想造成恐慌。就像不要在坐满观众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一样。但我们也不能让信息完全不透明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退两难,我不认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道德困境。

外部支持者有强大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形式的网络技术,影响某个正在发生非暴力运动的国家。但是外部支持者需要为自己设置一条道德原则:应该由那些身处本地的活动家领导运动,做出战略选择,外部支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援助。因为外部支持者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无论外部支持者做出的选择正确与否,最终承担巨大风险的都不是他们。

回到我们的提纲,我们已经讨论了大部分的问题,理论、三代技术以及技术限制等等,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讨论。

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如果甘地在印度开展非暴力运动时有现在的技术,他会怎样做?我认为他会这么做:

1.他会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培训活动家如何发展战略、如何遵守非暴力纪律。他大概会建立一个“第二人生”网站。

2.打电话和别人沟通,比如打给主张印巴分治的穆斯林领导人,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他交流,而不是无视他。

3.局势紧张时,用手机快速联系在政治、公民社会和宗教上有影响力的人。

4.发推特与支持者交流。

5.用安全的即时通讯工具与同事讨论重要的问题问题,比如分析危机会在哪里爆发。

6.用手机拍下并发布违反人权和破坏民族和谐的图片,并发布在推特上;在推特上发布不同宗教和平相处的的文章和视频链接。

7.用推特安抚民众,揭露假消息——我的印度朋友称这种人是“谣言终结者”。

8.用油管启蒙和动员民众(虽然我们知道,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某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但是如果你们有,就把他送上油管)。

9.和不同信仰的人保持接触,防止任何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管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还是基督教民族主义。

10.用安全性能好的黑莓手机——可能因为我喜欢黑莓手机,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争议——他还会把他的手机定位功能打开。

这些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参与,欢迎大家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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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问:您在《非暴力的技术》一书中提到,技术带来的进步可以阻止暴力的发生。您列出了计划型、自发型、唬人型和预测型等麻烦制造者的类型。您提到维持和平与取得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同样重要。您总结了暴力对非暴力运动的危害。那么,在您的经历中,您见过哪些事件是通过自我纠察的方式维持和平的?

答:我的确见过人们干涉、阻止不利的形势演变成暴力。在斯里兰卡,有一个北欧组织“斯里兰卡监督代表团”在那里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他们的工作经常会超出监督范围,比如知道有暴力事件将要发生,他们就会出面干涉。他们驾着小型的丰田皮卡,上面插着一面很大的旗帜,旗帜上用英语和当地语言写着“斯里兰卡监督代表团”。他们干涉暴力事件时介入的速度很快,经常要到现场介入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有时也会参与谈判。当然,很多情况下,斯里兰卡共存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区领袖也会做同样的事。但是无论是斯里兰卡监督代表团还是当地组织,他们从得到情报到介入暴力事件的时间很有限,可能来不及做充分地准备。研究种族冲突的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在《致命的民族暴乱》一书中,把这段时间描绘为“暴力的引线从点燃到爆发的时间”,他称之为“时间定理”。我用共存基金会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暴力的引线从点燃到爆发的时间通常在两天左右。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几乎来不及向外界求助,也几乎不可能从大城市请来大批维和部队。比如斯里兰卡反政府军“猛虎解放组织”的二号领导人卡鲁纳上校宣布脱离猛虎解放组织后,引发了猛虎解放组织内部的暴力冲突。在这次冲突事件中,“暴力的引线从点燃到爆发”的时间也在两天之内。

问:对朝鲜或者厄立特里亚这样的高压统治国家,外部支持者使用电话、电台、电视能对那里的非暴力运动组织起到什么作用?

答:我们知道很多非暴力运动组织都有自己的地下电台、地下报纸。我前面提到卢旺达的案例,是想说明外部支持者可以通过广播电台与卢旺达国内的人进行交流。我认为外部支持者能参与一国非暴力运动的方法有很多,再专制的政府也无法完全控制无线电波,比如在朝鲜就能收听到韩国的电台。当地人总有办法将信息传递出去。人们还可以用更古老的技术,比如信鸽。用皮筋把信件绑在信鸽的腿上,让它从朝鲜飞到韩国。再比如通过电台发布类似“有内部消息透露,朝鲜某城发生了镇压事件”这样的信息,让朝鲜和韩国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或者“朝鲜某个城市出现了非暴力游行,有人被殴打,但是没有死亡”的消息。外部支持者可以做的事情是给朝鲜人提供信息,让他们自己制定行动战略,这是外部支持者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的地方。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卢旺达“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总部工作。我们正在想去哪里买一个电台,用来对抗政府的仇恨言论,正在考虑将电台设置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需要多少预算等等。在我看来,从某一方面来讲,使用电台可以促进对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传播。很多非政府组织花了太多时间申请美国政府的资金援助,却很少想办法在当地筹集资金。

问:您如何看待活动家在使用新技术防止暴力的同时,这些新技术又被政府或武装组织用来监控谁在使用这些新技术?这会让使用这些新技术的活动家以及他们的家人陷入危险的境地。您认为,人们在发推特、发短信,或者使用其他社交媒体之前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吗?

答:我觉得活动家对这个问题不会有太多担心。参与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会互相交流,互相提醒,他们会重视安全通讯的问題。同时培训也很重要。要培训新加入的行动者,让运动内部有一个可靠的安全网络进行交流。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不要用推特对某件事进行交流,而是用印刷机、打印机、纸张这些传统的方式进行交流。政府时常通过未加密的社交媒体寻找打击目标,实施逮捕或酷刑,所以如果使用未加密的应用程序,活动家会特别小心。活动家通常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在斯里兰卡见过共存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如果去猛虎解放组织活动的地区,只要看见前面有检查站,就会先在路边停车,删除手机里的通讯信息,因为他们知道手机里的一些信息会让他们身处险境。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人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功夫。要提前培训,给行动者一些指导,比如应该使用什么方式交流和不应该使用什么方式交流,哪些应用程序能够加密和哪些应用程序不能够加密等等。

问:我是一名报道过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记者,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和技术能更好的传播真相,以反击对手的诽谤和谣言?

答:。总会有人散布谣言,在社交媒体上制造混乱。我认为要尽可能的提高运动参与者的素质,建立可靠的网络,这一点非常重要。关于你问的问题,我认为可以把运动组织成员派到全国各地,了解当地的情况,取得证据,以反击谣言者制造者。我在《非暴力的技术》一书中提到,印度人称之为谣言终结者。就像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扶轮”做的那样,它们在全世界都有分部,成员都经过非暴力培训。运动组织需要有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网络,能核实和反击谣言。一定会有麻烦制造者出来制造谣言,印度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穆斯林组织说他们遭到了袭击,但是却只有这个组织自己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吓人的图片。要揭露这个组织发布的是假消息,但是应该怎么做?可以建一个网站,揭露对方没有公信力,还可以在油管直播公民记者进行的实地调查,比如说公民记者现在就站在据说发生了袭击的地方,这里并没有发生过所谓的袭击事件,这里非常和平。或者可以发布一些当地人和平相处的图片、视频。公民记者必须及时赶到现场,及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对反击谣言有利的信息。

问:您提到可以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培训运动组织成员。在您提到的几代技术中,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是非暴力运动已经成功地用于培训的?

答:在非暴力运动中始终保证非暴力纪律是很困难的。在天主教传统中,我们会说知行合一,很多宗教社区的人会说知行合一。因此,一个非暴力运动也需要知行合一,也就是说非暴力运动必须保持非暴力纪律。有各种培训可以帮助人们预测将会发生哪些事件,运动参与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面对将会发生的事件。比如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可以把可乐罐、塑料罐剪开,掛在身上作为“铠甲”,以应对警察的殴打。还可以事先将面罩在醋和柠檬汁中浸泡,用来防御催泪瓦斯。在遭遇暴力殴打的时候,怎样可以保持冷静,不愤怒、不还手?维持非暴力纪律其实是有很多方法的,比如可以培训运动参与者在遭遇暴力时,把身体缩成一团,使伤害最小化等等。一些技术,比如收集分析运动的数据,数字地图、数据库,或其他类似的技术,活动家可以举一反三的使用。最重要的是,要能预测麻烦何时发生,在哪里发生,然后让人们到那里去阻止它发生。要学会寻找一些麻烦即将发生的信号、线索或迹象。我在黎巴嫩的时候接触过一个名为“永久和平运动”的组织,他们判断暴力将会发生的迹象之一,是发现社区里不同群体的孩子不在一起玩儿了。因为有人警告那里的人暴力将要发生,所以大人会让自己的孩子远离不同的群体,远离可能发生暴力事件的地方。我认同他们判断“迹象”的方法,他们受到过此类培训,能察觉到暴力发生的信号和迹象。他们判断暴力发生迹象的方法不是通过看报纸上的新闻,而是某次经过游乐场,发现不同群体的孩子不在一起玩球了,甚至游乐场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很可能意味着——但不完全就是——暴力将要发生。这是整个大环境下的一个小场景,通过对运动信息进行判断、预测,归纳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分析麻烦会在哪里发生,这样就能在发生之前阻止它。

问:您觉得中国的非暴力运动有没有乐观的前景?他们能否打破现在的困局?您有关注现在中国的情况,或者见过好的,甚至坏的技术运用到中国的非暴力运动中吗?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大概7、8年前我,我们和“世界安全基金会”一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过一个募款活动。“世界安全基金会”是为一个总部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募款,而我们是帮助一个在北京设有分部的美国非政府募款。在那个募款活动中,我们听说每年中国都有大约70万次群体性抗议事件,我们都听呆了。中国人组抗议的主要方式是,在路边小巷子快速会面,商议要抗议某某事件,然后参加者用类似短信的方式传递消息——或许是早期形式的推特,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这会对政权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越来越强大,在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同时,中国人也会越来越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公民如何争取权利和自由,他们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渴望也会随之增长。但是确实需要一套不一样的战略。我认为,我们需要向前人学习经验,然后让中国有这方面兴趣的人制定自己的战略。还要运用新技术,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要知道如何变通,争取走在政府前面一步。

 

(本演讲发表于2012年12月5日)
李成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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