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网络协调人，今天的主讲人莎伦·纳珀斯塔德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运动、宗教和非暴力抵抗。她撰有多篇文章和《非暴力斗争：理论、战略和动力》、《非暴力革命：二十世纪末的公民运动》、《犁头运动的宗教与抵抗》、《灵之信：中美洲团结运动中的宗教、文化和组织》四本专著。她曾在普林斯顿宗教研究中心和圣母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现在请莎伦·纳珀斯塔德教授为我们演讲。

莎伦·纳珀斯塔德教授：谢谢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探讨1970年代《宗教领袖与非暴力抵抗：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的社会运动》这一课题。在非暴力抵抗研究领域，有一些研究侧重运动的结果——导致运动成败的因素。这些研究表明，不同的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包括运动参与度、政治机会、斗争持续时间以及运动内部的战术创新和韧性程度等。

 许多战略模式强调，一个运动由两方面因素组成：一方面因素是抵抗者的担当，他们收回权力，拒绝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因素是以政权的支柱为目标，这些支柱是向政权提供各种权力的部门，包括商界、教育界、媒体、安全部队（军队、警察、情报部门）和宗教团体等。因此，运动的总体计划是将其目标与瓦解政权的支柱结合起来。

我们确实有一些政权支柱的内部精英和他们的支持者切断与政权的关系，投向运动阵营的证据。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是安全部队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很多研究都显示了安全部队发生倒戈，投入运动阵营的情况。在玛丽亚·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韦思的著作《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中，证明了赢得安全部队是多么重要，她们发现如果安全部队发生倒戈，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成功率会高出42倍。其他一些研究则探讨了哪些因素可能使安全部队对政权的忠诚发生改变。研究表明，如果忠诚不能使其得到经济、民族或政治利益，安全部队更有可能改变对政权的忠诚。另外，在一些情况下，安全部队也更有可能改变对政权的忠诚：安全部队的成员与非暴力抵抗者有相似的集体身份认同；保持对政权的忠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政权倒台的可能性极大等。

虽然我们对引起安全部队倒戈的因素有所了解，但我们对引起其他支柱发生对政权忠诚转移的因素知之甚少，比如什么情况会促使媒体精英揭露政权的谎言，制造反对的氛围？什么情况会促使教育精英使用具有挑战政权合法性的教科书？什么情况会促使商业精英为运动提供财物资源的支持？

在我今天的演讲中，我会对宗教领袖进行分析，探讨有哪些因素会促使他们反对当局，并对非暴力抵抗斗争给予支持。人们可能会问：在非暴力抵抗中，为什么要在意宗教领袖的态度？宗教领袖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知道，宗教领袖能够为运动提供许多方面的资源，这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研究表明，宗教领袖可以为运动提供的资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提供道德合法化：一旦宗教领袖支持非暴力抵抗运动，政权就很难抵毁运动。尤其是在倍受民众普遍尊重的宗教领袖的支持下，政权很难指责运动的参与者是暴徒或寻衅滋事者。

宗教强调利他、公义、牺牲的理念与价值，这也是非暴力运动的重要价值。

提供发展抵抗文化的场所：如果要在专制国家组织运动，很难找到安全的场所，人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见面，更别说在一起讨论运动战略。但在宗教场所，人们可以讨论运动战略、发展抵抗文化和理念。在许多案例中，安全部队对擅自闯入一些宗教场所都是有所忌惮的，不论是庙宇、清真寺还是基督教堂，都带有宗教神圣的光环，警察或军队不愿意破门而入或者掀翻它们。因此，宗教可以为运动组织提供这样的场所。

宗教还有激动人心的仪式和音乐，人们可以将非暴力抵抗的内容融入其中。

提供经济资源。

提供抵抗者招募网络：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蒙哥马利市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中，短短几天内人们就迅速组织起来的方法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进行动员，牧师发表支持的演讲，教会工作人员打电话联络，动员人们加入抵制行动。

宗教有天然的跨国联系，宗教组织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共同的身份认同使教徒们团结起来，建立国际联盟，支持非暴力运动，这会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因为宗教领袖对非暴力运动的重要性，因此引出我今天讲演的核心问题。首先，影响宗教领袖决定支持或反对抵抗运动的因素是什么？其次，宗教领袖的支持或反对如何影响运动、运动的发展以及运动成功的概率？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将对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发生在三个国家的抵抗运动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在这三个案例中，宗教领袖采取了不同的立场。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我试图分析：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中，为什么宗教领袖大部分支持政权？在智利反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斗争中，为什么宗教领袖都支持非暴力运动反对皮诺切特？在萨尔瓦多的解放运动中，为什么宗教领袖对是否支持运动意见产生了严重分歧？为了解释这三个案例，我先对文献做一个梳理，强调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政权与宗教组织的关系。我认为政权与宗教组织的历史关系决定了宗教组织对政权的忠诚度。具体而言，在那些政权为宗教组织提供物质利益，或给予宗教组织更多权力的地方，宗教领袖更有可能保持对政权的忠诚。然而，在那些政权与宗教组织有对抗历史的地方——比如在东德，牧师的孩子经常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牧师的家庭无法获得政权提供的住房等——宗教领袖更容易反对政权。因而我提出假设：在那些政权为宗教组织提供物质或政治利益的国家，宗教领袖更有可能保持对政权的忠诚；相反，在那些政权没有为宗教组织提供物质和政治利益的国家，宗教领袖更有可能与反对派建立同盟。

演示九

第二个因素是激进派对运动的影响。研究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学者对激进派如何影响非暴力斗争有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激进派的存在对运动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些学者认为，激进派的存在，无论是目标激进，还是手段激进，对非暴力抵抗都具有积极影响，因为相比之下，激进派使非暴力运动显得更理性温和，在运动对政权的压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对手也更有可能选择与非暴力运动组织进行谈判。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激进派对运动的影响是消极的，以北爱尔兰为例，爱尔兰共和军对政权的武装斗争因为伤及无辜而使整个抵抗运动都被认为是恐怖主义活动。因此，问题在于，激进派的存在多大程度上对运动有害？埃里卡·切诺韦思和库尔特·舍克在最近发表的文章里表示，他们并没有区分意识形态层面的激进派和战术层面的激进派，换句话说，非暴力运动可以选择激进的目标，但如果选择更理性温和的目标，会对非暴力运动更有利。乔·弗里曼认为，当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出现后，形势变得对走中间路线的女权组织更有利，因为相比之下后者看起来更温和。演示九的这张照片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照片右边是马尔科姆·艾克斯，他领导的激进黑人权利运动组织以及“黑豹党”，实际上帮助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取得成功。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马尔科姆·艾克斯在民权运动中实际做出的贡献，是用激进的方式，让政权相信马丁·路德·金是更值得谈判的人。

有时，一些团体具有推翻专制政权的共同的目标，但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却不同。因此，当观察这些有相同目标的运动时，我们会发现，有些人采用武装暴动或游击战等手段，另一些人则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手段。在运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武装暴动或游击战会对运动目标产生什么影响？埃里卡·切诺韦思和库尔特·舍克认为没有直接影响。但我认为，暴力行动的存在可能会产生间接影响——那就是促使宗教领袖决定自己的立场。

我的第二个假设是如果有反宗教的激进派存在，宗教领袖更有可能支持非暴力运动。在上面的案例中，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存在，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激进还是战术上的激进，都促使宗教领袖更支持非暴力运动，以避免未来社会变革给宗教组织带来威胁。

第三个因素是政权的镇压。我们知道，当人民起来反抗时，所有的政权都会设法阻止。有时政权会采用具有高度针对性的镇压手段，比如逮捕、监禁或暗杀特定的政治人物或反对派领袖。有时政权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大规模镇压以恐吓人民使他们屈服。因此我的第三个假设是，当政权不顾一切地大规模镇压时，宗教领袖更有可能代表非暴力抵抗者进行干预。原因是，宗教领袖可能认为针对政治人物或反对派领袖的镇压是政治原因而不是道德冲突，所以他们倾向于持中立的立场。但当成千上万无辜的人都受到迫害时，涉及道德问题了。宗教领袖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具有道德责任，要替无辜受到迫害的人站出来发声。

第四个因素是宗教领袖的特点。马歇尔·甘茨对美国联合农场工人运动的领袖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外地联合工会来的领导者很难将本地农场工人组织起来，最有效的组织者是那些与本地农场工人有着共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人。马歇尔·甘茨的观点启发了我，我相信宗教领袖也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的第四个假设是，如果宗教领袖来自受害者群体，或与受害者群体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时，他们更有可能与抵抗者站在一起；相反，如果宗教领袖具有精英背景而且与受难者联系有限时，他们就不太可能破坏与政权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们需要考察的四个因素。因为时间有限，我会很快地展开这三个案例。当然，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角度要丰富得多，我在这里只是强调那些影响宗教领袖的因素。

我们从阿根廷的“肮脏战争”开始。1970年至1983年，阿根廷在军政府的专制统治下。以残暴的手段消灭一切左翼运动。1970年代初，阿根廷政府自诩为反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势力正在国际范围增长，工会正在扩大力量，群众组织正在发展，“解放神学”的影响也在加强。同时许多反政府武装团体也不断涌现，比如游击队和南美许多国家出现的“人民革命军”。为了消灭共产主义的威胁，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比如1974年通过了“反颠覆法”，禁止一切形式的抗议行动。之后，政府军开始清剿游击队并迅速组织了暗杀队，目标不仅针对游击队成员，也针对人权活动组织者、劳工活动家，和第三世界神学运动的一些神职人员。

1976年3月，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通过政变掌握政权后，阿根廷天主教会对是否支持该政权意见不一，大多数主教支持魏地拉军政府，因为他们希望新的军政府能保持社会稳定。但教会一般人士则不同，一些人参加了武装斗争，更多人参加了非暴力抵抗。事实上，军政府不仅没能带来社会稳定，相反，它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非暴力运动，军政府则加大力度进行镇压。第二年，安全部队绑架、审讯、拷打和处决了成千上万的平民，估计有30,000人在这一时期受到迫害。在这种形势下，阿根廷的天主教领袖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许多基层神职人员和神学院学生反对军政府及军政府实施的恐怖主义，但教会领袖多数保持沉默，拒绝谴责军政府的暴行。阿根廷的红衣主教、大主教、教区主任、辅助主教和军事主教共有80多人，其中只有4人遣责军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其他包括红衣主教在内的绝大多数宗教领袖则否认存在绑架和强迫失踪，无视大量暴行的证据。怎样解释天主教宗教领袖对这一被称为“肮脏战争”时期对政权的持续支持？一些学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宗教领袖长期与政权及精英群体保持密切联系的历史有关。在1870年代，阿根廷的国教是天主教，教会和政权没有正式分离，教会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另外，教会也得到政权的资金支持，国家长期给天主教私立学校大量财政拨款，比如为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提供一半以上的预算经费。但政府对平民的镇压是如此的不分青红皂白，人们期望宗教领袖除了考虑自身利益以外，也能对人权侵犯进行声讨。但是，现实情况是，阿根廷的宗教领袖很大程度上漠视“解放神学”以来的进步神学观点，大多数主教认为教会在公共和政治事务上应该保持中立。

最后我想谈一下武装游击队对宗教领袖的影响。大多数主教都认为阿根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威胁，那意味着未来的新政权可能会反对宗教。在这个案例中正是如此，游击队的出现，促使宗教领袖更加支持政权，而不是支持抵抗运动。

在智利，人们与皮诺切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智利专制政权始于1973年9月，军队推翻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皮诺切特将军取而代之。皮诺切特一上台，立即着手消灭左翼的影响，估计有50,000名阿连德的支持者被逮捕和拘留。在政变发生后的几周内，国家体育场被改造成拘留中心。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仅皮诺切特上台前3个月就有10,800名平民被杀害。实际上，这种镇压状态持续变成了常态，皮诺切特成立的国家情报局，主要任务就是消灭异见人士。宗教组织迅速作出反应，为受害者提供帮助。最早采取行动的是圣地亚哥大主教区和平委员会，他们主要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物质援助和法律援助。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平委员会的律师就收到了1,300份求助的申请。在他们经手这些案子的过程中，收集到了大量包括酷刑在内的证据。他们将这些证据提交给了智利大主教，大主教公开谴责了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天主教会第一次公开批评军政府。1975年，和平委员会在处理了18,000多起案件后，天主教教会发表声明支持非暴力抵抗运动，声明称，教会不能消极保持中立。军政府取缔了和平委员会，但教会重新建立了新的组织，其中包括帮助受到政治迫害的家庭组织。教会还为各种人权捍卫者及非暴力抵抗行动提供资金支持，它还从欧洲和北美获得了上千万的物资援助。

为什么智利教会与阿根廷教会不同，采取了反对政权的立场？第一，智利很久以前就实现了政教分离，教会不会从政权获得任何利益和资助。第二，智利教会有解放神学的传统。事实上，智利教会一直将社会正义的理念付诸实践，甚至将教会的土地分配给穷人。第三，智利也出现了武装反抗斗争，但规模和力量有限，采取的行动主要是捣毁电力设施和破坏交通，和阿根廷的游击队或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相比，智利的武装力量更弱，因此宗教领袖认为没有必要支持安全部队消灭游击队。第四，智利教会有几位重要的宗教领袖与智利的社会边缘群体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其中一位席尔瓦·恩里克斯曾担任天主教学校校长，他的学生大多数家境贫穷。席尔瓦·恩里克斯也曾主持天主教救济服务，帮助难民和罪犯，但真正影响他的事件发生在政变后不久，他和其他一些宗教领袖去国家体育场改造成的拘留中心探望那些被以“颠覆罪”拘留的人，这些人向他们控诉了自己遭受的酷刑，请求给予法律帮助。与这些受害者见面交流成为智利宗教领袖支持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重要原因。

1970年代，萨尔瓦多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经济与社会的巨大不公促使农民组织与工人组织建立起来，他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进行土地改革。这些组织最终联合起来，发展为解放运动，提出了渐进政治改革的主张。毫无疑问，政权对他们进行了镇压，任何与运动有关的人——包括工会组织者、基督教社区领袖、人权工作者，还有他们的家属、同事和邻居——都不加区分地成为暗杀的目标：绑架后处死。

1970年代末情况变得更加严峻，每个月都有500人至800人遭到暗杀。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武装斗争，结果该国迅速陷入了内战。1977年大主教查韦斯退休，处事稳健的奥斯卡·罗梅罗成为理想的大主教人选。因为他总是强调个人的虔诚和感恩，而不是社会变革，所以教会大多数人都期望他能在当时的政治冲突中保持中立。就在他担任大主教不久，他的同事和好友古拉迪神父就遭到暗杀，这使得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不得不直面军政府的暴力。正因为好友古拉迪神父的死亡，使他下定决心发表反对军政府的声明，号召受苦受难的穷人团结起来。在他发表声明后，更多萨尔瓦多人向他讲述自己的亲朋好友被绑架、酷刑和杀害的经历。此后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持续批评政府，要求它停止镇压并实行改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天主教领袖都赞同他的立场，萨尔瓦多主教会议对于教会应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梵蒂冈派代表到萨尔瓦多召集主教会议，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在会上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带领教会支持解放运动的原由，但是参加会议的另外四位主教都坚定地反对他的立场。最终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为支持解放运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0年3月24日，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在主持弥撒时被军政府派出的暗杀队刺杀身亡。

怎样解释萨尔瓦多宗教领袖这种巨大的意见分歧？萨尔瓦多教会并没有获得政权的公开资助，但有些主教个人与政权关系密切，比如阿尔瓦雷斯主教是军队牧师和上校，他在体制内有一定的影响。其他主教与政治和经济精英个人关系密切，比如有些主教接受了总统阿图罗·莫利纳赠送的大牧场，他们与萨尔多瓦的大地主有相同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萨尔瓦多的宗教领袖也有支持农民、工会和人权捍卫者的传统。比如奥斯卡·罗梅罗的前任查韦斯大主教一直鼓励神父下乡为穷人提供帮助。我想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和查韦斯大主教支持抵抗运动并不难理解，因为宗教组织没有从政权获利，也因为这两位大主教意识到政府暴力的广泛存在，还因为这两位大主教与社会底层有更多直接的联系。但我想强调的是，与穷人和受害者的联系并不是解放神学发展的结果，事实上奥斯卡·罗梅罗最初对解放神学持有相当的批判。他对穷人的关注，源于他与农民和人权工作者的直接接触。而他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的同事和好友古拉迪神父被杀害。他的前任查韦斯大主教在1970年代开始批评政权，是因为他的同事霍齐亚神父在提倡土地改革后被绑架并遭到酷刑，他的另一位同事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神父则遭到暗杀，自此，查韦斯大主教开始公开遣责政权，称之为政治犯罪。

现在我想比较一下影响斗争结果的因素。在这三个案例中，当宗教领袖从政权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时，他们会保持对政权的忠诚，或搪塞（草草应付）公众的批评，就像阿根廷那样。而智利和萨尔瓦多则不同，他们的宗教组织至少没有公开接受政权的资助，这支持了我的假设一，尽管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宗教领袖有时会与政权决裂。当我们观察激进派的影响时，我们可以看到假设二主要集中在激进派是否影响宗教领袖做出决定。在这三个案例中，都出现了游击队，但智利的游击队比其他两个国家的游击队力量弱小得多，因此对政权的威胁也更小得多。宗教领袖不太担心他们会夺取政权，因此也不会支持政权对游击队的镇压。在这里，我发现游击队的出现具有不同的效果。在阿根廷，宗教领袖认为他们应该支持军队全力阻止古巴式的革命。但在萨尔瓦多，至少有两位大主教认为正因为存在游击队的暴力，他们更应该和非暴力运动抵抗者站在一起，鼓励人们加入非暴力运动。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人们更有可能参加游击队进行暴力斗争。激进派的存在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影响，所以没有能鲜明地支持我的假设二。再看政权的镇压，我假设不顾一切的镇压会引起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应。在这三个案例中，都存在广泛的镇压。在智利，宗教领袖反对镇压并呼吁停止镇压。在阿根廷，宗教领袖否认镇压存在的事实。在萨尔瓦多，有些宗教领袖说，残酷镇压不对，但军政府在镇压中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对教会的反对。所以广泛镇压的存在不会自动转变为宗教领袖与政权的决裂。

最后我们看看宗教领袖与政权的个人关系程度，我认为这个因素确实决定了宗教领袖是支持运动，还是与政权结盟。很显然，在阿根廷，大部分宗教领袖与政权存在密切关系；在智利，宗教领袖与受害者关键更为密切。在萨尔瓦多，有些宗教领袖与政权关系密切，有些则与受害者关系密切，因此出现了意见分歧。

接下来的问题是，宗教领袖的支持如何影响非暴力抵抗？我们将这个问题集中在智利和萨尔瓦多。首先，从这两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教会作为跨国网络发挥的作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主教会为智利提供了物质支持和财政援助，以维持抵抗运动的发展。其次，身份认同促进了国际团结，特别是在萨尔瓦多和美国的天主教会内部，还有来自其他信仰传统的人都支持天主教会，也支持穷人的斗争。跨国网络非常有效地动员了美国公民：美国公民通过向自己的政府施压，促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改变，不再为萨尔瓦多政府发动内战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在智利和萨尔瓦多，宗教提供了自由空间，萨尔瓦多有基督徒社区，智利的教会为运动的组织者提供培训、招募参加者，为促进抵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场所。最后，解放神学也为运动提供了道德正义和灵感。所以在这两个国家，非暴力抵抗运动部分或全部地得到了宗教领袖的支持。而阿根廷则不同，他们的教会很少为运动提供自由空间，运动大多在校园展开，但因为宗教领袖否认迫害人权的情况存在，学生无法得到宗教组织的保护，这也导致了非暴力抵抗的信息更加难以传播。

综上所述，对非暴力运动的启发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运动应该分析政权的各种支柱，评估他们与政权的关系，看看他们是否获得到政权的利益，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运动的态度。回到宗教领袖身上，如果他们没有获得政权任何形式的赞助或没有获得重大利益，他们更可能是运动的重要盟友，应该努力争取他们对运动的支持。

2、非暴力运动应该有意识地提醒宗教领袖作为道德楷模的作用，鼓励他们在政权的压迫和人权侵害面前与民众站在一起。提醒宗教领袖，他们应该是弱势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的守护者。

3、复苏宗教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在各大文化传统中，都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宗教领袖可以强调，宗教传统不仅解决个体的灵性问题，也追求社会公平、政治和经济正义。

4、最有效的是在宗教领袖和受害者群体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和个人接触能够帮助宗教领袖了解镇压的存在和灾难的程度，从而激发宗教领袖呼吁社会变革。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在其他宗教传统，比如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或印度教中争取宗教领袖对运动的支持。显然，宗教领袖的支持对运动非常有利，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答环节

 

问：我有一个关于天主教耶稣会的问题。由于他们所处国家的不同，您如何将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加以概括？您认为所有国家的耶稣会有共同的行事方式吗？

答：天主教耶稣会显然在萨尔瓦多的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也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耶稣会主办的中美洲大学中的许多耶稣会教士因为支持解放运动而被杀害。当我们考察这些案例时，发现它们的政治因素与神学因素同样重要。我的演讲对于天主教的各个派别没有进行区分，事实上天主教有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传统，比如耶稣会就比其他教派更强调某些教义，这些教派之间可能非常不同。在天主教教会内，有些宗教领袖更重视社会正义，而另一些宗教领袖则更注重精神灵修，认为自己只是教会的精神领袖。就耶稣会而言，他们有强调社会正义的历史传统，他们与社会底层的穷人和被压迫者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他们时常为那些遭遇不公的群体呼吁，这在萨尔瓦多的案例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阿根廷，情况则有所不同，许多主教认为反对政权、为民众发声不会产生影响。在这几个案例中，都有个体宗教领袖声援非暴力运动的情况，但从集体行为来看，宗教领袖在萨尔瓦多最具影响力，而在阿根廷的影响力则很小。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天主教教会内部的多样性，而且很显然，耶稣会比其他宗教派别在传统上更可能与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成同盟。

问：我的问题是，您认为宗教领袖接受了非暴力培训，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非暴力运动的支持？宗教领袖是否也会对其他人进行非暴力培训？

答：在一些国家，教会在非暴力培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期间。菲律宾主教辛海棉邀请了非政府组织“国际平和友好会”在许多教会中做培训，传授什么是非暴力运动以及非暴力运动的行动方法，帮助人们了解如何采取这些方法推翻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很显然，他们的工作发挥了作用。当然，在这些国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某一种宗教的信仰者比例很高。在当时的菲律宾，有近90%的人是天主教徒。因此，天主教教会对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影响要高于那些信仰多元的国家。我选择以上三个国家案例的原因之一，是想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观察教会的宗教领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我想研究的是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斗争的结果为何不同。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都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在他们1970年代运动开展的时期，这些国家的天主教教徒的比例分别是91%、76%和93%。他们国家的人口大多数都是天主教教徒，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有证据表明教会进行了非暴力培训吗？我自己暂时没有查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1989年的东德和1986年的菲律宾，他们的基督教社区有过这样的培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天主教发现因为没有足够的牧师和传道者来满足所有教徒的需求，因此，他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教徒。所以他们开始在基层社区培训礼拜服务和圣经研究的教会领导者。当他们培训这些教会领导者时，他们不仅传授神学教义，也传授如何在社区进行组织工作，其中就包括如何组织社会运动的内容。比如怎样将宗教理念付诸非暴力运动的实践等。在某些情况下，培训强调非暴力纪律，在某些情况下，培训强调如何组织社区的基层运动。他们可能没有注重非暴力的理念和哲学，但强调了非暴力的战术。在这些运动出现之前，教会实际做了什么，以及是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我目前并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但我们知道，提倡非暴力纪律是宗教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不仅在运动发展时十分重要，在冲突升级时可能更为重要。

问：埃里卡·切诺韦思的研究表明，外部力量的参与对非暴力运动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当教会提供跨国网络时，会对运动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埃里卡·切诺韦思的研究能用在这个问题上。外部力量对运动所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我以前的研究中，我也提到外部力量实际上可能对运动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不同的是，在我今天演讲中强调的这三个案例中，外部力量起到了联结内外的作用，这与那种国际社会宣称他们要对一国政府施加制裁而对运动产生影响的情况不同。在智利和萨尔瓦多，宗教领袖说，我们需要兄弟姐妹的支持，需要国际团结。不仅在这两个国家，在中美洲其他国家，比如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向国际社会发出声援的请求也来自这些国家内部的宗教领袖，他们说，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它不是外部势力介入，指手画脚地说运动应该如何进行，他们如何施加制裁等等。宗教领袖希望发生的是，借助国际力量改变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从而帮助国内的运动。当时美国向萨尔瓦多政府军提供各种军事援助，训练军队，输送军火。当然，那是在冷战的前提下，美国政府支持萨尔瓦多政府。

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宗教领袖表示，我们需要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但是不需要欧洲和美国来指导运动。欧洲和美国应该做的是找出冲突的国际根源并施加影响。比如，美国的活动家应该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停止向萨尔瓦多政府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失去美国政府的支持，萨尔瓦多政府将很难继续内战。我个人认为，这与外部力量来指导运动或施加制裁是不同的。国际社会不尊重本国运动领袖的意见是存在问题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权力核心正在改变的时候，国际社会并不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应该由当地的非暴力运动组织做出决定。国际同盟的概念就是，你们的角色是和运动共存，我们需要美国政府停止向我们的政府军输送军火的时候，就会告知你们，那就是你们需要去完成的工作，而不是来指导我们该怎么做，或把你们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斗争中与我们站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让外部力量卷入，而是激发外部支持者对造成冲突的国际根源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问：在谈到宗教领袖的作用时，您用了“道德”一词，道德是如此具有弹性，有些事情对一个群体来说是，在道德上是值得赞美的，而对另一个群体来说，在道德上是应受谴责的。在暴力的使用上更是如此。要求宗教领袖承担道德楷模的责任，要看要求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您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吗？

答：是的，当非暴力抵抗运动召唤宗教领袖时，要看他们是否有特别的宗教传统，比如解放神学、抵抗神学、非暴力神学。人们完全可以说，拿起武器，推翻政权是正当的，因为我们要保护受压迫者，或者要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基本上，在冲突中的每一方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有道德理由的。我认为非暴力抵抗者应该学会用宗教领袖的话语体系，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典范。马丁·路德·金在自己的书信中，兼具政治与宗教取向，非常有策略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伯明翰监狱坐牢时给当地宗教领袖与拉比写回信，这些人曾指责他的非暴力直接行动计划。他的回信以圣经神学传统为依据展开。他直接引述圣经中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例证，阐明他与指责他的人所共享的道德观。我事际上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当我们考察天主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传统时，几乎都能找到暴力的传统和非暴力的传统，或为了防卫而发动战争的传统。所以同样一段经文，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斗争，包括宗教战争。重要的是，运用他们的语言与价值观。虽然这不一定总会起作用，但会更有效。就像马丁·路德·金运用圣经神学来说服当地宗教领袖那样。有时，马丁·路德·金也会运用不同的语言。在向华盛顿进军时，他运用了民主的语言。非暴力抵抗运动应该学会针对不同的精英群体采用不同的语言，对说服军队、教师、宗教领袖及商界精英，运用的语言体系和价值传统都不一样，采用不同的语言体系和价值传统是获胜的法宝。有效、无效都是可能的，但是要学会运用宗教领袖能明白的道德语言。阿根廷的情况则不同，主教认为支持政权是道德的，因为这可以预防他们想象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到来，避免对教会的损害。总体来说，如果非暴力抵抗运动采用宗教领袖明白的语言和共享的价值观，将会提高宗教领袖支持运动的可能性。

问：您是否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领袖最好是宗教团体的成员？

答：我不认为运动领袖应该总是来自宗教团体。始于1970年代的中美洲国家的的社会运动，十分强调团结的概念。重要的一点是，受压迫者要自己起来组织运动。甘地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印度人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其他势力的帮助。但我认为宗教领袖应该对此作出回应。当然，一直以来的传统是，宗教不只是针对人们的精神需求，如果人们面临饥饿，人们面临绑架、酷刑和逮捕，精神需要又有什么要紧呢？宗教必须意识到政治和经济于精神的含义，运动的动力应该来自那些最受影响的、灾难最重的、受压迫最深的人们。很多研究都表明，在专制政权下，人们的行动始于宗教组织。那是因为宗教可能是仅有的能提供自由空间的地方。在政府方面，对清真寺、庙宇或教堂破门而入总会有道义上的顾虑，最起码那里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神圣场所。但是运动的原动力还是要来自劳苦大众，不是由宗教领袖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南方的教会领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运动却源自底层的受压迫者，像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莎·帕克斯，由她而起的导火索事件使民众动员了起来。她和宗教领袖一起参与运动，但她肯定不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出现。学生权利运动也是如此，运动深植于民众，而宗教领袖给予支持。

问：您认为宗教领袖更多是作为运动的外部力量发挥作用，还是作为运动的内部力量发挥作用？如果作为外部力量，他们如何发挥作用？如果作为内部力量，他们又如何发挥作用？

答：在不同的案例中，情况有所不同。在智利，宗教领袖开始是外部力量，后来变成了运动中的重要力量，但他们不是运动的发起者。萨尔多瓦的情况也是如此，运动发起者是其他群体，这些群体组织和发展运动，后来联合了宗教领袖。我再次强调，运动发起于那些寻求改变的人，那些受压迫最深的人，然后他们呼吁宗教领袖一起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领袖开始都是作为外部力量，后来成为运动的内部力量。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就是如此，他刚开始时反对一些民众发起的运动。在他与这些人接触后，了解他们的苦难越多，他就卷入得越深，最终成为运动力量的重要来源。需要说明的是，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从来没有和任何运动组织有特殊的关联，他也从不特别支持某个派别，但他为所有运动组织发声。作为大主教，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他被刺杀时，运动得到了人们更多地关注。在萨尔瓦多的解放运动中，有70,000人被杀，但当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在主持弥撒的过程中也被杀害时，更多的人认为这一事件与自己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和象征传统的宗教领袖有着类似的身份认同。在这些案例中，宗教领袖响应运动并成为其中一员，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仍然保持着外部力量的身份，显示他们对运动的支持，为之呼吁和发声，甚至帮助运动建立国际联系，但他们不必成为运动的领袖，或支持某些特别的运动组织和反对派。

问：您认为宗教领袖可以通过给予反对派动员的优势而影响政权吗？或有任何机制使他们可以直接影响政权？

答：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直接影响政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取决于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关系。如果宗教组织相当独立，完全与政权分离，它们的权力就会比较小，对政权的直接影响也就比较小。我想它们的权力主要在于给予运动合法性、提供各种重要资源。运动需要招募网络，需要道义上的合法性，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地需要跨国团结的背景下，宗教可以为此提供平台。我并没有发现很多宗教组织与政权直接对抗的实例。当然，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确实与政权对立，他通过无线电台发表讲话，要求军队停止迫害，停止滥杀无辜。他确实有反对政权的行动，但他并无直接影响政权的权力，他具有的更多的是道德影响力。大多数情况下，宗教领袖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其他领域亦是如此。我想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中东的情况可能非常不同，比如伊朗，宗教领袖确实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我的研究仅仅着重于指出一些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但它们如何起作用还是要回到具体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权与宗教组织的关系。中东、中美洲及亚洲的不同地区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我的研究只是一个尝试，希望有更多新的研究能探讨宗教领袖在运动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最有效的途径。

主持人：谢谢莎伦·纳珀斯塔德教授的演讲。如果大家还有后续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我们会确保莎伦·耐珀斯塔德教授收到你的问题，并在我们的网站和报告的视频一起发布。再次感谢！

 

（本演讲发表于2016年4月6日）

何小莲 译

 

视频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