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印度之后，愈加确信非暴力抵抗是被压迫人民获取自由最强有力的武器。”

——《马丁·路德·金自传》（克莱伯恩·卡森 编辑）

 

从2011年起，世界开始变得动荡不安。尽管武装暴动的烽火燃遍了中东、西非荒漠和南亚，但暴力的内战已经不再是人民寻求正义的主要方式。相反，从突尼斯到埃及解放广场，从纽约祖科蒂公园[1]到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2]，从西非布基纳法索[3]到香港，全世界的社会运动都从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世界各地的活动家身上学习经验以促进变革。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强调的非暴力抵抗方法——要求非武装的参与者使用罢工、抗议、抵制等手段或者这些手段的组合对抗其对手——并非无人诟病。但一些批评者误解了公民抵抗的含义，而另一些批评者则对受压迫的非武装平民在自我组织和挑战强大对手的能力方面存在怀疑。每一个新的运动都会面对相同的挑战，其中包括非暴力行动在面对系统镇压和根深蒂固的政权方面的有效性。2011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意外地发现在推翻恶劣的政权统治者或者争取民族独立方面，非暴力行动的成功率是暴力行动的2倍。

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结论看起来很天真，但是当仔细研究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感化对手，而是因为这种方法更有可能动员民众参与——通常，非暴力运动的民众参与率是暴力运动的11倍——而这恰恰是专制政权内部权力变化的原因。大量的民众参与会使社会上的不同团体都更倾向于支持温和派，而不是强硬派。非暴力运动还会使整个社会降低对统治者的支持。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更容易促使军队、警察、富商、文职官员倒戈，因为他们不必那么担心血腥报复。

换句话说，非暴力抵抗的有效性不一定因为它潜在的说服能力，更可能因为它潜在的创新、同化和强制能力——这一理论早在数10年前就已经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博士提出来。当然，不是所有的非暴力行动都会成功。但是，即使是那些失败的案例，也没有系统的证据证明暴力运动有可能表现得更好。

上述结论是我们在2011年得出的，现在是2016年。过去5年里，我们对于非暴力抵抗运动又有哪些新的认识呢？ 我们将列举一些关键的统计数据，并用政治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即使是那些最怀疑非暴力行动的人也会对其中一些统计结果感到惊讶。

1．非暴力行动变得更加普遍。

如果你感觉你所处的时代到处都在暴发非暴力运动，你是对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主要争论焦点”计划（埃里卡·切诺韦思在丹佛大学开展的一项数据计划）表明，非暴力抵抗行动已经成为全世界冲突的常规形式。纳科数据计划（另一个独立的数据收集计划，它主要通过使用不同来源的案例和案例的背景条件互相比较）也显示了相似的冲突解决模式。这一结论可以与其他很多抗议数据相互印证。暴力起义（我们认为战斗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即为暴力起义）的数量从1970年代开始下降。主要形势是非暴力的抵抗行动数量急剧上升。请注意，这些数据仅仅针对彻底地变革，也就是说，人们的目标是推翻恶劣的国家统治者、建立独立国家或者赶走外国占领军或殖民势力。

仅仅从2011-2015年发生的非暴力运动数量就超过了整个19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10年差不多。最近的10年正在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为动荡的10年。

2．尽管非暴力抵抗更加普遍，但是它们的绝对成功率下降了。

我们发现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而成功率却在显著下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成功率在1990年代达到顶峰，但是在最近10年有明显下降。

这个现象背后有很多原因。首先，统治者可能会学习并且适应新形势。几十年前，他们可能会低估人民力量的潜力，认为人民不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统治。而现在，他们则将大规模非暴力行动当做真正的威胁来对待，他们会投入更多资源阻止运动的发展势头——独裁者可能会学习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的《独裁者行动手册》，或者使用“聪明镇压”[4]进行分化、瓦解和颠覆运动。这种独裁者学习和适应新形势的现象被史密斯大学中东研究所主任史蒂文·海德曼称为“专制2.0”。这一现象也被智库“亚特兰大议会”的“未来专制主义”项目列为重要课题。

其次，活动家可能从世界各地的非暴力运动中获得了错误的信息。比如，他们可能从媒体对于2010-2011年突尼斯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罢工的报道中得出3周的抗议活动就可以推翻一个独裁者的结论。然而，这样的认识完全忽略了突尼斯独特的工人组织的历史和工人运动的历史，正因为工人长期的组织和运动才使成功成为可能。突尼斯的商业精英对于总罢工会造成经济瘫痪的恐惧，使他们不再支持本·阿里政权。镇暴部队拒绝执行总统要求他们用武器向示威人群扫射的命令。以上诸多因素共同促使了运动的成功。

从其他有相同处境的活动家那里获得鼓舞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也经常会导致失败。田纳西大学的库尔特·韦兰指出，在1848年欧洲的暴力革命浪潮[5]中，革命者试图模仿之前的法兰西革命在推翻法国国王的行动中使用的战略，但是，最终被准备更充分，资源更充足的各国君主——这些君主已经不同于之前的法国国王——无情挫败。在欧洲暴力革命浪潮的后期，这些君主政权已经可以预测革命者的行为模式，随时可以摧毁或者分化革命者。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是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区域性革命浪潮中的后来者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3．不管你相信与否，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仍然比暴力革命的成功率要高。

在完全成功方面，从1960年代开始，暴力革命的表现就一直比非暴力运动要差。事实上，从总数来看，1900-2015年，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51%，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27%。从2011年至今，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30%，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12%——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成功率的比例差距更大了。

4．部分地使用暴力是非暴力群众运动典型的弱点之一。

从2011年起，活动家激烈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一个主要是非暴力的运动，如果使用一点点暴力，会有助于运动还是有害于运动。在美国，这一类问题经常出现在“战术多样性”的争论中。但是，在全球许多寻求激进变革的运动中，对于使用暴力、非暴力，还是使用两者混合战术的争论非常普遍。观察家、学者和活动家的观点众多，褒贬不一，但是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用严肃的统计数据来讨论这个问题。

埃里卡·切诺韦思和罗格斯大学的库尔克·肖克教授在近期发表的《动员》一文中，使用数据比较的方法研究了有限使用暴力的运动。他们发现，使用暴力可能会取得一些短期效果，比如受到媒体关注，传播暴力自卫权概念，建立一种更容易让激进派投身其中的运动文化，发洩愤怒情绪等等。但是暴力通常会破坏长期目标，比如维持一个不断发展的、多种人参与的大规模运动，争取第三方对运动的支持，促进安保人员的忠诚转移等等。他们发现，证据显示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少而且更单一类型的人参与，会削弱非暴力抵抗的主要优势。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暴力容易招致当局的镇压，这会降低运动的参与度。总体来说，使用暴力对非暴力运动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普林斯顿大学的奥马尔·霍夫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多证据。通过分析1960年代美国黑人的抗议行动，奥马尔·霍夫有力地证明一个行动的“非暴力程度”越高，美国民众对于“权利平等”的支持就越多；一个行动的“暴力程度”越高，美国民众对于“法律和秩序”的支持就越高。1965年之后，随着暴力抗议越来越普遍，美国民众对于平权运动的支持转向了对于警察镇压的支持，这表明运动已经不可能对重要的社会支柱施加更多影响力了。令人震惊的是，暴力对民众观点的影响不仅是短期的，也是长期的。奥马尔·霍夫发现，民众对于“法律与秩序”的支持与对共和党的支持高度相关，这表明，在美国不同抗议类型的影响会延续到政治领域。

5．非暴力运动比暴力运动更加难以预测。

整个社会学领域一直关心社会运动或者抗议活动会在何时发生。彻底变革派的非暴力抵抗行动与其他类型的非暴力行动略显不同，因为他们要实施的就是为了推翻独裁者和彻底改变整个国家面貌，而实行的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具有颠覆性和争议性的行动。在研究非暴力运动的成因时，研究者发现了许多相关的因素，比如制造业的分布密度、情绪、地理因素、抗议的历史等等。

2015年，埃里卡·切诺韦和杰·奥弗德尔研究了多种关于大规模群众反抗统治者的理论，他们发现，几乎没有哪种理论可以预测非暴力行动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与暴力行动——比如政变或者政权瓦解——学者们非常善于预测这类事情——不同，非暴力行动可以在任何地方因为任何理由而发生。它们经常在学者认为不可能有效动员或者动员非常困难的地方发生。谁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引发大规模非暴力行动，也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行动坚持下去。埃里卡·切诺韦和杰·奥弗德尔得出结论，导致非暴力运动发生的因素太多，而且过于偶然，使得传统的预测工具和数据结构不能准确地确定它们发生的原因。另一种对于非暴力行动何时发生难以预测的解释，是那些组织非暴力行动的活动家创造性地克服了不利的条件，而创造性是很难预测的。这就引出了本文的最后一个论点。

6．镇压给所有抵抗行为带来阻碍，但是并不能确定地预测非暴力抵抗对镇压的反应，或者非暴力抵抗的结果。

一个对非暴力抵抗非常普遍的观点是，只有统治者在表现得不那么残酷的情况下，非暴力行动才会发生，而且才可能成功。但是，只要统治者撕下绅士的伪装，对非暴力行动图穷匕见，非暴力行动就不可能发生或者不可能有结果。2011年，我们在《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我们最近对这个问题做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在谈到残酷镇压是否会影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成功率时，温迪·佩尔曼在她关于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著作中写到：镇压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运动从非暴力转向了暴力。实际上，在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中的非暴力“第一起义”[6]阶段和运动的其他暴力阶段遭受镇压的严重程度是相似的。温迪·佩尔曼认为运动本身的凝聚力问题才是从非暴力转向暴力的最好解释。当运动有一个共同的愿景，一个统一的领导层，以及一个明确的内部规范和纪律时——尽管以色列政府持续对巴勒斯坦独立运动进行镇压——运动就可以更加有效的使用非暴力抵抗。

研究者乔纳森·萨顿、查尔斯·布彻、伊莎克·斯文森也指出，运动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决定了它在应对镇压时是否能够坚持下去。他们使用定量数据证明，当政府单方面使用暴力或者大规模杀害非暴力示威者时，如果示威行动是一个更大的、互相协调的运动的一部分，示威者就有可能在长期取得胜利。

当然，有些研究者怀疑非暴力抵抗行动对抗非常狡猾而残酷的政权的有效性，尤其是对抗那些进行种族灭绝和政治迫害的政权。克里斯托弗·沙利文最新一部著作，研究了1975年到1985年之间，危地马拉的军警部队对左翼反对派的系统打击。这部书如同警世晨钟一样告诉我们，运动的对手既狡猾又坚定，而且非常残酷。就如2011年3月，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德拉市精心策地镇压行动那样——这些事实警醒我们，非暴力运动的失败率几乎与成功率一样高。

但是，我们必须重申，在面对大规模抗争时，我们很难估计这些压迫性政权的属下们100%的忠诚能维持多久——即使是在叙利亚这种看起来非暴力运动难以取得成功的地方也是如此。李·史密西、莱斯特·库尔茨和他的合作者在一部即将出版的书中指出，当局对于非暴力示威者的镇压经常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镇压会引起民众的道德愤怒，使更多民众和其他组织加入运动，促使军警部队放弃对政权的忠诚。实际上，镇压往往引发非暴力行动而不是解决非暴力行动。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爱默特·提尔谋杀案^[7]就是一个证明残酷的暴力案件可以引发民众大量同情、支持和参与的案例。

受“马丁·路德·金日”的启发，我引用他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的一段话：“我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只有在施加法律和非暴力的压力下，才有可能获得公民权。令人惋惜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特权阶层不可能自愿放弃他们手中的特权。普通人也许看到道德之光便会主动屏弃他们不公正的态度。但是，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说的，特权阶层比一般人更无耻。痛苦的经验使我们懂得，自由绝不会由压迫者自动送上门，自由必须由被压迫者去争取。”

当然，马丁·路德·金博士关心非暴力抵抗的道德力量，但是他对非暴力运动的现实主义分析也不应该被低估。就如乔纳森·里德在《自由的信条：马丁·路德·金〈伯明翰监狱来信〉和那场改变一个国家的斗争》一书中所做的分析那样。

显然，我们对于非暴力运动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这是一个较新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已经开始在社会学领域浮现出来。那些对抗强权的人们会从这些系统化的研究中获益，他们可以学习在不同环境中何时以及如何发起非暴力行动。政策制定者也会从更深层次的了解非暴力运动何时以及为什么能够成功中获益，他们可以学到独裁主义有可能复活、政权具有的脆弱性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以及支持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

在最近10年里——人们比从前使用了更多的非暴力抵抗——学者和活动家更多地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汲取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博士在道德和现实方面使用非暴力运动的智慧。

 

埃里卡·切诺韦思

玛丽亚·斯蒂芬

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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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埃里卡·切诺韦思是美国丹佛大學约瑟夫·科尔贝尔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政治暴力纵览网站共同主编， 也是华盛顿報的“猴子笼”版的专栏作家。玛丽亚·斯蒂芬 是美国和平研究所和智库“亚特兰大议会”的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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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现场之一。

[2] 该镇18岁非裔美国青年麦克·布朗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28岁的白人警察射杀后，大陪审团做出不起诉决定，引发该地区大规模持续抗议。

[3] 2014年，已连任4届的西非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兹·孔帕奥埃准备修改宪法，以延长任期。10月28日，布基纳法索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把统治布基纳法索长达27年之久的布莱兹·孔帕奥埃赶下了台。

[4] 该词来自《华盛顿邮报》2013年9月18日《中国的镇压潮》一文，指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和反对派的镇压形式多样，隐蔽而有针对性。

[5]  指在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起义。起因是意大利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在法国二月革命之后，革命浪潮席卷全欧。尽管这一系列革命对欧洲的君主制和贵族封建制造成一定影响，但均以失败告终。

[6] 1987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北加沙省的“加伯利亚难民营”，辗死了4名巴勒斯坦人，从而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独立运动。在这一阶段，巴勒斯坦人主要采用游行、罢工、抵制美国和以色列商品等和平方式与以色列当局展开斗争。

^[7] 一名14岁的非裔美国人，他在访问密西西比时，因为被怀疑调戏白人女子凯瑟琳，被凯瑟琳的丈夫和哥哥殴打致残，最后被用枪射死，尸本投入塔拉哈奇河。两名凶手后来被判无罪。该案成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的契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