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协调人戴维。今天我们请来的演讲者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哈达萨学院政治传播系副教授多伦·夏尔特辛纳博士。本次网络研讨会以美国民权运动中的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1955-1956年）为例，分析社会运动的主要阶段及其与非暴力抵抗的关系。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在美国民权运动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结束了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本讲座分为三部分：介绍、主讲和问答环节。

多伦·夏尔特辛纳博士于2000年和2004年分别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获得政治学与中东研究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硕士学位，2008年在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社会运动和民主化，他对美国民权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争取承认：民主进步的心理冲击》一书中著有“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一章。他2014年发表的论文《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的社会心理学起源：社会运动兴起中的社会互动与羞辱》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杰出贡献奖。他在大学教授自由民主的历史课程，并主办非暴力抵抗和民主进步研讨会。2014年10月，多伦·夏尔特辛纳博士曾亲赴香港，实地观察“香港雨伞运动”并予以报道。他同时也是一名社会和环境企业家，是以色列马里创业公民中心的创始人，支持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理念和创新项目。

多伦·夏尔特辛纳博士：感谢戴维的介绍。大家好！感谢各位的参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网络研讨会，我感到很兴奋，希望我能控制好时间，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演讲。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的阶段性，最后我会归纳这个案例对活动家的启示。

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历史事件将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带人公众的视野。我在演讲中还会提到其他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参与者，他们在这个案例中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在今天有限的时间里，我会分享我对社会运动的一些思考，我会把着重点放在这个行动的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开始，其次是抵制，最后是结果，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之处，我会对每一阶段分别进行分析。我认为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了解这些阶段都很重要。在此过程中，我会强调每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因素。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每一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开始——是大规模民众动员之前的阶段，它包含了决定运动方向的因素。第二阶段：抵制——民众参与的大规模行动开始了，也就是说，它在社会上通过民众的行动表现出来了。第三阶段：结果——通过系列行动施压想要产生的影响，包括法律、政策、政治家观念的改变等，它也可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要看行动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不是所有行动都能取得明确的、立竿见影的胜利，比如推翻独裁统治。现在让我们先看一看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行动的开始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想谈两个主要问题，其他问题都与之相关。一是苦难与挫折。社会运动开始前，民众并不总是抱怨自己遭受的苦难。人们受挫折的程度有高有低，受挫折的人群数量也不时地有增有减，这些因素都会产生很多影响，包括民众的期望值，就算人们的实际情况有所改善，也会有挫折感。造成苦难和挫折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多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今天我要讨论的是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民众苦难和挫折的来源。在行动之前的两年，在公交车上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将之归为社会交往中的歧视，我在相关论文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今天不再展开讲述。简而言之，一方面，我认为公交车司机对黑人的态度受到美国最高法院“布朗诉教育局案”判决的影响，开始越来越故意歧视和羞辱黑人乘客。另一方面，蒙哥马利市公交车上的隔离制度很严苛，它把公交车分为三个部分，前面10排座位是给白人坐的，后面10排座位是给黑人坐的，中间10排座位我称为过渡区，只有在没有任何白人坐的情况下，黑人才可以坐。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如果白人乘客上车，前边已经没有座位了，司机会命令坐在中间过渡区的黑人乘客让位给白人乘客。这样的侮辱不断地在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发生。后来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拥有私家车，那些专门留给白人的座位往往空在那里，但不允许黑人乘客坐。黑人上下班乘公交车，如果后面没有座位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前面的座位空着，拥挤地站在后面。前10排座位变成了令人诅咒的数字。美国民权运动活动家乔安·罗宾逊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这些空座位具有象征意义，它们象征着对黑人无处不在的压迫。如果黑人试图坐到那些空座位上时，司机就会大声叫骂，这让黑人倍感挫折。

人们可能会对某些问题感到挫折，但他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个体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或是那个司机的问题。而不会必然联想到那是一个群体正在经受的共同压迫。人们并不会一开始就把这些个人遇到的挫折与整个群体经受的压迫联系在一起。或者，人们确实认识到压迫的存在，但不一定会想到是什么导致了压迫。人们感受到生活中有很多的挫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挫折，或者人们即便知道谁应该为自己经受的挫折负责，但缺乏足够的动机采取行动。

有些人试图做点什么，这就产生了从不行动到行动的动机。为什么会产生行动的动机？这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认知的转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做深入分析。我只是想说，通常有两种情况会引爆社会运动，一是政府的行为，比如某个法律，或某些事件导致新的不公被揭露出来，对民众产生了道德冲击；二是愤怒的情绪，愤怒引发行为动机。罗莎·帕克斯被捕事件对黑人民众既有道德的冲击又激发了愤怒的情绪。

在蒙哥马利市，罗莎·帕克斯是一个性格温和，说话得体，深受人们尊敬的黑人中年女性。她不是那种会因为言语冲撞而招惹是非的人。在她的计划中也没有被捕这个环节，尽管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是事先计划好的。实际上，1955年12月1日，罗莎·帕克斯乘坐公交车时，车上并没有白人乘客，所以她坐在了前排的座位上，后来有白人乘客上车，司机让她让位，她勇敢地回敬了那个著名的：“不!”字，于是遭到了逮捕。罗莎·帕克斯并不是有些人描绘的那样，是一个疲惫的老妇人，她当时不过42岁，那天也并没有特别疲惫，她只是受够了这样的侮辱。罗莎·帕克斯被捕的这个情节，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行动。这种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民众情绪的极大冲击，罗莎·帕克斯的被捕激怒了许多人。

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乔安·罗宾逊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却鲜为人知。她在大学担任讲师，是蒙哥马利市民权运动组织妇女政治委员会主席。她对罗莎·帕克斯被捕事件最先采取了行动：印发传单，号召人们对公交车进行抵制，12月5日集体罢乘一天。这张投影片上就是手里拿着传单的乔安·罗宾逊。通过这些传单，罗莎·帕克被捕事件和罢乘的号召得以广泛传播，引起了黑人民众的极大愤怒。挫折与愤怒共同引发了集体行动。民众终于决定要行动起来。其实这个行动一开始很简单，就是罢乘一天公交车而已，并没有别的要求。民众受到这一简单行动的感召，在1955年12月5日这一天不乘公交车。

抵制行动开始于12月5日，但整个民权运动并不是1955年12月才开始。实际上，1955年12月5日民众开始抵制行动之前，已经发生了许多民权运动中的重要事件。

不过12月5日确实在许多方面都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它改变了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对公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看法。罢乘这一天，人们看到空荡荡的公交车，受到胜利的激励，愤怒和羞愤的情绪变为自我实现的骄傲：我们能够为自己战斗，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它提升了人们的自尊，内心深处的喜悦让人们相信可以为自己受压迫的处境而奋斗。这一天象征性的罢乘行动，让蒙哥马利市的黑人感受到了成就感，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当人们得知成千上万的黑人参与了罢乘的消息后，纷纷来到教堂庆贺，向行动的领导者致意。在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之后，人们愿意继续投身运动。当人们意识到积极的自我价值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会为运动的目标而奋斗。这显示了人们对实现目标的强烈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自我有了新的认知，并且对自己产生了期许。

组织因素也在这个阶段发挥了作用，但它并不能直接引发行动，是道德的冲击和愤怒的情绪引发了行动。现在行动已经开展起来，它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组织协调。就在行动开始的这一天，即1955年12月5日，民权运动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领导此次行动的新的组织“蒙哥马利改善协会”（MIA）。他们选择了年轻的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作为该协会的领导人。金博士不久前刚从波士顿来到蒙哥马利，当时只有26岁。他非常年轻，并且非常具有天赋和领导力，这就是人们选择他做为行动领导人的原因。他最终领导了持续381天对蒙哥马利市公交车的抵制行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他成为民权运动公认的领袖。蒙哥马利改善协会作为行动的组织机构，不仅组织和领导了这次行动，而且建立和协调了抵制期间的替代性运输系统。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著名的替代性运输系统，代替公交车接送参加抵制行动的人们上下班，外出购物等。为了建立替代性运输系统，他们蒙哥马利改善协会筹集资金，买车，买保险，还为抵制行动的参与者提供法律援助。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抵制开始以后，新的运动组织使参与行动者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能量。在这个阶段抵制成为运动向对手施加压力、要求变革的主要方法，后来他们发现法律诉讼是更加有效的方法。

媒体战略在非暴力抵抗行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博士领导的行动在抵制阶段使用的媒体战略，不仅回答了怎样为行动进行宣传定位的问题，也回答了宣传要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在这张投影片中我引用了1955年12月5日马丁·路德·金在蒙哥马利改善协会的重要讲话，他强调非暴力行动的温和性和包容性，以回应一些人关于抵制行动过于激进的看法，避免抵制行动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他强调民主的非暴力过程，这对行动的宣传很重要，它通过媒体传播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得到了世界各地的捐助。抵制行动采用的媒体战略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宗教，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很多都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强调从苦难中获得救赎。他们将来世的救赎用于今世，呼吁人们不能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未来，必须从今天就开始为反抗社会不公而奋斗。这是他的媒体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运动的结果，也了解一下抵制过程中战略上的一些负面因素。我们已经知道，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最终获得了成功，最高法院宣布公共交通设施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宪。但在此前，我们需要了解在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一些事件。首先，谁是行动的目标？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组织者一开始并没有诉诸法律行动，两个月后他们才提起诉讼。他们一开始想要和蒙哥马利市的市长对话，他们单纯地以为和政府官员对话、协商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他们当时提出的诉求并不包括废除隔离制度。他们提出的方案过于温和，目标很低，只是想改革种族隔离制度，像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情况那样，不要那么极端地对待黑人，具体要求怎么改革种族隔离制度，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谈了。总之，组织者一开始并没有要求废除隔离制度。其实一开始他们就应该制定战略目标，应该加大力度利使用媒体报道，利用他们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直接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当然，我们总是事后诸葛亮。

运动组织有过一些失误，走了一些弯路，政府方面也是如此。市长非常固执，拒绝做出任何妥协，而且说要求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是非法的，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满足他们的要求。政府当然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像刚才提到的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做的那样，该市就是通过法律改革了种族隔离制度。在两年前，路易斯安那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也通过法律改革了种族隔离制度。不过，在抵制行动开始两个月后，蒙哥马利改善协会的领导者就意识到，与市长协商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改变了战略方法，强化了立场，并提起了法律诉讼。

政府方面也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市长和其他官员加入了白人公民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白人至上组织，他们甚至要对马丁·路德·金提起诉讼，所有这一切都更加造成了黑人民众的不满，起到了反作用。事实上，政府有一个可以阻止运动进行下去的法律手段，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手段。因为蒙哥马利改善协会建立的替代性运输系统属于特许经营，需要政府的批准。蒙哥马利改善协会确实向政府提出了特许经营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所以，政府方面完全可以以此来攻击运动的合法性，说他们非法经营，从而阻碍运动的发展。然而，直到1956年11月，政府方面才想到运用这一法律手段。马丁·路德·金后来说，他一度感到愧疚，不想出现在人群中，因为他感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就在双方都采取了法律手段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这里时间上有些跳跃。其实早在1956年6月，联邦法庭就作出出裁决，认为阿拉巴马州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最高法院对此加以了肯定，但并没有更多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时间节点非常关键。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的早期阶段，运动领导人希望和政府官员谈判，只要能够达到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目标，他们就结束抵制。当时，运动方面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该选择法律手段，而是选择了试图与政府官员谈判和妥协。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行动的目标是什么？二是行动的诉求是什么？目标不能太低，但也不能太高，诉求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当然，我们总是后来才明白到底目标怎样才算太低或太高，诉求怎样才算太少或太多。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总结，作为今后对活动家的启示。

• 开始阶段，活动家及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不能对民众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想当然，必须深入社区了解民众心里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不能假设人们已经准备好开始行动，不能假设人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或者经历苦难的人们有行动的动机，应将苦难和行动区分开。也许人们非常沮丧，却根本没有动机采取任何行动。原因可能是因为恐惧，因为无力感，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使人们无法真正动员起来。
• 开始阶段，导火索事件。我不能说所有的抵抗运动——因为我并不了解所有的抵抗运动——但在我研究的大多数抵抗运动中，导火索事件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引爆社会运动的主要契机，比如新的信息的披露，军人、警察的暴行被曝光等。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导火索事件是一个无辜者遭遇了不公正的逮捕，人们觉得她是自己群体中的一员，自己也可能随时经历她的遭遇。因此导火索事件在运动中非常重要，它不是一个次要因素，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引爆运动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些导火索事件，可能就没有这些运动。没有罗莎帕克斯被逮捕，可能就没有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在此之前就有民权运动的存在，但罗莎·帕克斯被逮捕令民权运动浮出水面。否则民权运动可能会起飞得晚些，或许要等到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期。
• 抵制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事件中，民众新的情绪和心理因素不断酝酿，从不行动到行动的过程中，人们从过去恐惧的、受侮辱的、没有自尊的人，蜕变成现在骄傲的、勇敢的、充满喜悦的人，人们把自己和运动的目标联结在了一起。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敏感，对活动家来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怎样去分辨人们的自尊，怎样断定他们是否在情感上准备好进入斗争状态？这是很难判断的。通过了解人们怎么看待运动，为什么参加运动，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 抵制阶段，在短期行动中，组织能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比如“埃及革命”，在短短几周时间就推翻了独裁者，这样的运动相对来说自发性和强烈的情感比组织性更重要。但在长期斗争中，比如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就需要很强的组织能力，需要资源、人力、后勤的持续投入，许多抵抗运动都是长期的，我说的长期，一般指数月、数年或数十年时间。
• 抵制阶段，要选择正确的媒体战略。你的媒体战略凑效吗？是否覆盖到你的目标人群？也就是说，与运动有关的所有人？比如对手或旁观者。有很多关于运动媒体战略的研究文献都证明，运动媒体战略的选择非常重要，任何运动在这方面都要采取积极防御手段。因为总有反运动的宣传，比如说运动是激进的、反民主的、共产主义的，种种坏名声都会强加给运动。
• 结果阶段，选择正确的对手并施加正确的战术 。如前所述，选择正确的对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可能导致行动的成功或失败。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也是如此。选择你想要施加压力的这个对手或那个对手，可能导致成功或失败的结果完全不同。同时，选择正确的战术给对手施加压力，可以是谈判，也可以是抗议、示威、抵制，或法律手段。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一种手段可能在这一个行动中完美取胜，但在另一个行动中彻底失败。所以每个运动的情况会非常不同。

我就此打住。感谢各位的参与。现在我回答各位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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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乔安·罗宾逊成功地使人们迅速响应她号召的罢乘行动，你认为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答：乔安·罗宾逊足智多谋，满足激情，是蒙哥马利妇女政治委员会的主席，经常面对和处理各种种族问题，在蒙哥马利是一个代表黑人利益的重要而出色的角色，我想这是人们迅速响应她的号召的原因。她冒着风险，用她工作的大学的打印机印刷传单，后来受到了校长的训斥，几乎因此失去工作。她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印刷传单，然后动员大学生帮她一起散发。之后，许多基层社区率先行动起来，社区工作者反复呼吁这个罢乘行动。乔安·罗宾逊主要做的是幕后工作，她不是自己直接接触和动员每一个人，所以她并没有参加第一线的行动，虽然她也做了一些重要的演讲。是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了这次行动。但确实是乔安·罗宾逊在第一时间印制了传单，号召人们参与抵制行动，所以实际上，她与后来那些运动领导人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她将这些传单印出来，散发到社区之后，行动就在社区开始了，然后在社区逐渐展开。她在这次行动中起到的作用是历史性的，我建议大家阅读她的回忆录，可以更详细的的了解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

问：我很感兴趣您提到的情感问题，我们平时在这个领域中通常讨论的是如何控制情感或情绪，像是如何克服恐惧，如何控制愤怒等。在您看来，有什么办法可以管理这类情感或情绪？

答：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也非常重要。社会运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预知，我们只能从这样或那样的案例中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人们发生了新的改变，人们有着强烈的个人经历、生活遭遇和实际需要。马丁·路德·金在他最初的演讲中，反复强调我们受够了侮辱，受够了压迫，听众为之欢呼。我想我们必须明白，当时黑人社区的挫折感，人们普遍遭遇的不公，此前没有采取行动，可能与恐惧有关，也可能与无力感有关，人们可能认为现状不可能改变。所以，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改变正在发生。罢乘、抵制，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采取的简单的行动，它不是号召我们现在就要废除隔离制度这么重大而艰难的目标。在罢乘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的行动可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他们只是想做最简单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支持被逮捕的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夫人科列塔当时认为，只要有60%的人参与抵制就意味着巨大的成功，但是后来发展到几乎100%的黑人都参与了抵制行动，那是多么大的变化。它向这个国家显示：看，我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让我们继续，因为它有效。就像“阿拉伯之春”，突尼斯的抗议行动引发了“埃及革命”，人们想，原来我们可以做到。于是，整个事件就发生了。

问：您刚才提到，对一个长期的运动来说，资源、资金等至关重要。这是不是意味着，革命或者非暴力抵抗只有富有的人参与进来才可能成功？在我的国家马达加斯加，90%的人都很贫穷，人们忙于生计，根本没时间响应抗议的号召，活动家倍感孤独。

答：首先我感到同情和理解。在马达加斯加的国情下，可能很难开展运动。政府不富裕，人民也很贫穷，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但我想说的是，运动并不是只有富有之人才能参与，像我刚才说的，一旦运动开始，捐赠就会从外部而来。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他们就获得了国内外的支援。在当今世界，有更多可能从外部获得支援。我想活动家首先要获得民众的信任，然后让民众理解自己遭受苦难和挫折的根源，要从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入手，无论是政府腐败还是滥用暴力。一个运动的开始，经常需要一个导火索事件的引发，这一事件让许多人感到与自己产生联系，人们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事件感到愤怒，然后，运动可以利用这一导火索事件，乘势而起，资源就会随后而至。我这里谈的是长期的斗争，会经历很多阶段，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斗争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如果运动还没有发生，如果人们还没有准备采取行动，那么我认为这个阶段资源问题无关紧要，当运动开展以后，才是最需要资源的时候。

问：对那些要激励人们从负面情绪转向正面情绪的运动领导人来说，是不是面临着一些矛盾？就像您说的，愤怒的情绪有助于动员民众，那么运动的领导者是不是应该要让民众保持这种愤怒的情绪？但是政府不是会有更多的资源进行宣传，引导人们的情绪向着他们想要的方向转变？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又如何在面临如此巨大的不平等的资源下，将民众的负面情绪转变成运动需要的正面情绪呢?

答：这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愤怒等负面情绪，一是关于政府的资源。我所说的负面情绪，比如愤怒、道德冲击等是很好的用于最初进行民众动员的情绪，但它不可能长久。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持续了一年，人们不能整个一年都很愤怒，这也不利于健康。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生理机制就会让我们停止愤怒。愤怒是一个可以将人们动员起来的情绪，但在长期的斗争中，必须有一个向正面情绪的转变，必须让人对自己参与的行动感觉振奋，感觉自豪。总而言之，这关系到运动参与者的自我认知。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人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运动是否会取得成功，有的人要走几英里路去上班，有的人开自己的车搭乘其他人去上班，这些行动让他们感到自豪，感到团结的力量。这些都是正面的情绪，也有很强的动员民众的作用。比如在群众聚会的时候，运动领导人问他们，你们想停止抵制吗？大家齐声喊：“不！让那些公车空驶，我们拒绝乘坐。”这就是人们对继续行动的承诺，换句话说，愤怒的负面情绪，这时已经转变成了积极的正面情绪，这就是抵制行动可以持续一年多的原因。一场抵制行动持续一年多是很困难的，人们会精力怠尽，媒体会失去兴趣，因此多数行动都是短期的。所以，运动领导人控制民众情绪的能力非常重要。当然，社会运动不能只建立在情绪上，还必须建立在其他的基础上。

政府拥有很多资源，同时，政府也是由很多部门和层级组成的，比如在蒙哥马利联合抵制公交车行动中，司法机构和联邦政府都给予了运动一定的支持。所以谈到政府部门时，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运动要想办法分化它们。在某些国家，甚至军队和警察对运动采取的立场都不一样。是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政府并不是单一的整体，你需要弄清楚什么是这个政权的支柱。在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权力它当然会对运动进行镇压，但是，镇压可以阻止运动，也可能会起反作用——激发起更多人对镇压的愤怒。在蒙哥马利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中，当地政府也实施了逮捕，种族主义者还炸毁了一些替代性运输系统的车辆，甚至用爆炸袭击了马丁·路德·金的家，但这一切没有吓倒人们，而且起到了反作用。因此，我想说的是，政府很强大，但运动也可能很强大，政府的镇压可能造成恐怖，但也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反抗。

（本演讲发表于2016年2月25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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