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网络协调人。今天的主讲人李·史密斯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担任助教，也是该学院和平与冲突研究项目的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运动、民族政治冲突和非暴力方法，她的研究方向大部分集中在北爱尔兰的冲突化解。她的一些著作研究了北爱尔兰斗争极具争议性的战略问题、第三方非暴力干预，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过程中非暴力运动发挥的作用。她同时也研究非暴力抵抗运动中的镇压问题，和北爱尔兰首府走上街头的人们不断变化的具有象征性的抗争局面。李·史密斯博士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还曾经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和平、战争和社会冲突部主席。现在欢迎李·史密斯博士发表演讲。

李·史密斯博士：谢谢这个机会。这是我第一次来网络研讨会，很期待和各位的互动。集体身份认同对于理解非暴力战略极为重要。这个课题是我的三个主要研究课题的成果：战略性非暴力斗争、冲突分析和社会运动，特别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社会运动。我注意到，社会运动的一些特性，比如宗教、民族主义、青年人、性别等在非暴力案例研究中有被反复地提出来。有意思的是，虽然社会学家对非暴力运动的研究很多，但对非暴力运动中的战术选择的关注却很少。另外，我们对非暴力运动的研究也没有真正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因此，我想将这一角度引入研究，考察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我想就这些课题在哪里交汇，如何逐渐彼此影响等提出问题。对我来说，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它意味着某些对非暴力运动研究的新发现。

在这里，我想要做的是，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些社会运动的社会学背景，特别是从文化、集体身份认同及其战术选择的角度能多介绍一点。其次，了解民主运动在做什么和怎样做。最后，研究非暴力战略、战术的背后，文化和集体身份认同的问题。

战略、战术很有可能受到集体身份认同的激发或限制，在冲突、斗争的情况下相互作用。在过去的四、五十年，社会学家将社会运动视为有组织的运动，试图理解支持运动的工作是怎样通过社会组织来运行的，什么时间或什么原因参加社会运动会更受重视。在过去大概二十年的研究中，学者特别关注团结和归宿感如何成为参加运动的诱因。

在社会运动的背景下，集体身份认同往往是指，在积极追求社会或政治变革的群体中，具有相同认知、信念和情感的个体的感受。但不要忘记，个体是可以有多个集体身份认同的，而运动也可以由多种身份认同的个体构成。围绕集体身份认同的问题，社会学文献中列出了一些密切关联的概念，比如团结一致、承诺、认知、意识形态、情感、自我等。现在有一些理论尝试直接解决社会运动中的核心身份问题，在此我不会引述所有这些理论，只是会涉及其中某些理论供大家参考。

进行框架理论研究的学者强调这些具体的工作：运动组织者要能够让个体与集体身份趋于一致，这样可以吸引更多有相同身份认同的人参与运动。参与运动能够让人们更加意识到他们在集体中的身份，更加了解自己是谁。前不久，莱斯·库尔茨在网络研讨会发表的演讲中谈到了关于框架理论的问题，以及框架理论下的核心任务。换句话说，他详细地向公众或潜在的运动参与者介绍了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如何付诸行动，以及运动未来的发展愿景等。另一名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认为，像少数族裔、LGBT等在儿时就遭遇偏见的边缘人群，可以通过参加社会运动“修正”他们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的“坏”身份。198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学理论则认为，以集体身份认同为标志的社会运动正在取代工业时代以阶级为标志的社会运动。社会运动为参与者提供了集体身份认同的机会，比如种族、民族、性别、年龄，以及涉及价值观的社会问题，如和平等。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领域。而我这里提到的关于集体身份认同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运动组织本身和活动家，这些研究各自为阵。但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有更多的关注社会运动中各方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些研究表明，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身份的建立和认同常常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反对立场。

“边界形成”是指群体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部的集体身份是通过社会运动组织构建的，让参与者知道自己是谁，为何参与运动；同时，通过构建运动与反对派的关系，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认可自己所反对的东西，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运动的战略计划。

在集体身份构建的框架中引入一个关系维度，会进一步引发一些相互关系的问题，比如把战术放在这个框架下怎么应用的问题。这就引出了我的另一个研究——运动战略与战术的关系，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比较而言，社会学家不太关注运动的战略与战术。不过我要稍微解释一下，社会学家并不是不重视战略，战略一词可以用来描述多种有利于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组织的决定。你们可能听到过动员战略、组织战略和行动战略等等的讨论。战略意味着为了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总体计划。我今天讨论的是与集体行动的战术有关的战略问题，这些战略可以使对手改变其战略和行为。我确信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知吉恩·夏普博士的理论，他创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暴力运动的198种战术办法的清单，这个清单列举了这些战术的杰出案例。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战术方法清单的时候了，大家也可以从一些数据库找到类似的信息。

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倾向于选择传统的战术，或那些经常被重复使用的抗争手段和方法，这些战术往往是最显著的抗争手段和方法（比如游行、集会）。但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完全注意到由社会运动活动家发展起来的更广泛多样的战术以及这些战术对对手的影响。

我发现克里斯伯格在持续的介入中使用的劝说、胁迫和奖励的工具很有用，它让活动家思考：谁是对手，对手是怎么想的，对手的战略是什么，战术的选择可能对对手产生哪些影响，如何使用战术让对手发生转变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会让运动组织者了解谁是我们的盟友，谁是我们的对手，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群体。

社会学家认识到社会运动在解决冲突中的重要性，贾斯帕呼吁引入“冲突”的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运动。如果不观察社会运动组织和对手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很难对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我推荐贾斯帕的《道德抗议的艺术：社会运动中的文化、传记和创造力》一书，这本书写得很棒。他在这本书里写道：“战略选择取决于各参与方之间的互动，我们需要引入‘冲突’的视角，把社会运动推进到更广泛的战略领域。”他还将斗争分为四个基本维度：资源、传记、文化和“巧妙的战略”。他建议社会学家“将战略与战术充分纳入研究中”。他指出：“战略和战术是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被发展和选择的。只有那些熟悉本身文化与政治环境的人，才能选择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并采取具有创造性的有效行动。”

对社会运动集体身份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文本或叙事上。根据框架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亨特和本福德2004年的观点：“根本而言，集体身份是被构建出来的……首先，集体身份的认同决定了集体行动，同时也被随后的集体行动所塑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身份形成和保持的过程中，各种视觉象征、时间和空间维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许多运动案例中，声明、歌词、演讲、视觉影像等会应用到行动中。丰富而有意义的颜色、符号、服装、手势，声音和姿势等也会应用到社会行动中。即使在非暴力不合作和非暴力干预这两大类战术方法中，本来用于干扰社会机构和制度的一些方法，也可以充满象征意义。比如人们可以躺在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上阻制军事行动，这一方法可以是团结潜在空袭受害者的象征。有经验的活动家会确保集体身份的象征意义不被媒体或其他别有用心者曲解。因此，表达是重要的，但表达不应该削弱集体行动与对手斡旋和谈判的能力，表达可以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或一种身份的展现。

人们对意识形态和集体身份认同表现出共同的情感和承诺，进而参与集体行动。同时，集体行动也为参加者提供了表达和体验新的集体身份认同的机会。

群体的历史与意识形态会影响战术的使用，而战术又受到运动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斯帕，詹姆士在1997年出版的《道德抗议的艺术：社会运动中的文化、传记和创造力》中提到社会运动如何看待自己与其所选择的战术之间的重要关系时，他写道：“战术永远不可能成为抗争者不在乎的中立的手段。战术代表了他们的生活常识，会在情感上和道德上特别地彰显出来，就像他们的意识形态一样。如果抗议者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他们的行动就会显示出一致的政治身份和道德愿景。比如，是参加核能管理委员会的听证会，还是阻断交通，这些战术的选择表达了一个人的个体身份、运动的集体身份和对政府权威的态度等。”

运动组织倾向于采用能够表现或反映共同身份，信仰和经验的战术。内普塔德在《教徒和异议者：犁头运动中的战术选择和后果》一书中关于犁头运动的研究有明确的阐述，内普塔德发现，参加犁头运动的活动家采用了一些戏剧性的手法，比如将血洒在导弹上，以表达他们的信仰，同时也挑战了政府和天主教的等级制度。

战术的选择在集体行动的关键时刻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些集体行动中，身份可以更新或转化。有些战术的选择和使用是因为它们特别适合构建集体身份认同和统一的认知，许多研究都表明了集体行动对集体身份构建的重要性，比如示威、集会、游行等。在LGTB运动中，变装秀可以用于政治活动和团结教育。这让我想起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中丹麦那一集。没有看过的人建议看一看。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丹麦人定期聚集在公园里高唱国歌，显示了团结的力量和他们共同的国家身份。类似的例子还有纪录片《歌唱革命》，爱沙尼亚人民在革命中以歌唱的方式号召和显示团结的力量。在内普塔德对犁头运动反对军国主义的研究中，她发现非暴力抵抗的神学意义来自活动家对抗当局和自己坐牢的经历。我们知道，具有高风险的战术对形成新的、激进的身份认同会产生影响。我记得系列纪录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中印度那一集有一位活动家，他说他的家人为长期关在监狱里的父亲感到骄傲，他们正是因为这样的集体身体认同而参与到运动中。但集体身份认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可以和许多个体和社会身份并存。

某个特定的战术选择，可能对某些社会运动组织或个人是更“适合”的选择，但对其他社会运动组织或个人则可能不是“适合”的选择。事实上，不同的社会运动组织有可能采用不同的战术，这样的话，整个运动就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战术。但这也可能导致运动分裂。外部因素，像政治机遇（比如即将到来的大选）和对手的对策，可能会使某些战术选择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组织者可能会鼓励使用新的，人们不熟悉的，有时可能会令人感到不适的战术。比如 1980年代初期发生在北爱尔兰的绝食抗议。事情的背景是，当时英国政府取消了爱尔兰共和军等准军事组织囚犯的战犯待遇，在要求囚犯穿上普通囚犯的衣服时，遭到囚犯们的拒绝。囚犯们的抗议活动始于“毛毯示威”：不穿衣服，身披毛毯；继尔升级为“秽物示威”：拒绝清洗，并且在牢房墙壁上涂满排泄物；最后发展为持续53天的“绝食示威 ”。但是爱尔兰共和派的政治家并不希望他们被囚禁的成员绝食，因为这些囚犯的目的只是想向外界表明他们是军人，应当受到《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的保护。爱尔兰共和派的政治家认为，往墙上涂排泄物也和爱尔兰共和军的形象相违背。但是这些囚犯的行动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其中一名参与绝食的囚犯博比·桑兹（演示六左图）在绝食期间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这是她当选时的照片。当时，一些共和派政治家意识到，博比·桑兹等人代表了新生的政治力量，他们更贴近底层民众。博比·桑兹曾说：“每一个共和派或其他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社会运动对于调和集体身份认同和创新战术的内部争论，可能起到以下作用：

1.当传统的战术与人们普遍遵循的传统伦理相背离时，就会激发人们发明新战术，社会学家已观察到了这一点。

2.促使集体身份的转变，引发新的集体行动。印度的和平主义者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就用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核心价值改变了印度西北边境的暴力抵抗传统。在当地，暴力盛行且受到广泛认可，但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将当地文化中的勇敢、团结、决心等价值引入运动组织，将这些集体身份的因素融入到了战术中。

3.引发社会运动组织内部的冲突。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内部就对使用非暴力还是使用暴力的斗争方法产生过严重的分歧。

在余下不多的时间里，我只谈一下我的想法。在强调战术之前，集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运动本土化的重要性至少值得一提，这对非暴力社会运动进行民众动员很关键。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同事乔治·莱基在他的经典著作《继续革命的战略》中对“文化准备”有详细的阐述，他写到：“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局面是，旧制度不再可行，旧规范不再起作用。人们看到了新的、更多元的世界图景。文化准备是指活动家利用这种新的图景来鼓动我们去解释，讨论和提问。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形成集体身份认同，这一认同可以非常强大，足以支持他们的斗争。”

通过具体的社会运动本土化过程，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可以通过集体身份认同，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和动员人们反对现政权或其政策，构建人们的反对意识。

战略的发展要考虑是否能激发更多的社会运动参加者，还要考虑参加者和作为旁观者的民众当下的身份是否与其战术相符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暴力运动应该在有效性基础上进行评估。运动的参加者最好都能了解非暴力斗争的理论。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在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强调各个不同国家、地区的非暴力运动应该选择和采用与自身环境相适合的方法。我们发现，活动家要使其战术合乎自己的运动目标，就必须适应当地文化。

在纪录片《推翻独裁者》的结尾处，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的学生领袖这样说：“我们胜利了，因为我们更热爱生活，您无法击败热爱生活的人。”他以年轻人特有的语言解释了他们具有创造性的运动方法，他们用这一方法最终推翻了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价值与理想影响了塞尔维亚的年轻人。吉恩·夏普博士认为，战胜恐惧是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关键。对专制政权来说，制造恐惧比镇压更有效，而借由象征所表达的集体身份的建立有助于克服恐惧。圣歌、祷告、朝圣、蜡光等等都是很好的象征团结的手段，具有实现战略目标的意义，也为坚持斗争提供士气和情感上的支撑，这也许和战胜恐惧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吉恩·夏普博士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坚持战略计划，避免使用暴力，是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关键。暴力的介入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我在这张投影片里罗列出了其中几条。前面我提到了非暴力运动与各方之间的关系，在非暴力冲突中，对手也会和运动以外的其他各方有各种联络和互动。非暴力活动家应该清楚了解政权的支柱而努力瓦解它，这些支柱维系着政权各机构的运作。如果失去这些支柱的支持与合作，专制政权最终必定会发生变革：自己改变或被推翻。因此，运动组织可以通过罢工和其他一些非暴力不合作方法暂时抑制经济、瘫痪机构与政权抗衡，当统治者感受到非暴力斗争强大的力量时，政权的瓦解就可能会很快发生。

文化方面的斗争也很重要，非暴力运动组织可以在对手阵营中制造道德选择的困境，瓦解其凝聚力促使其变节或倒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柔术。美国民权运动战略家詹姆斯·劳森在培训纳什维尔的大学生进行餐馆静坐抗议时，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朋友在被一帮基督教种族主义者绑起来准备殴打时，这位朋友开始背诵《圣经》中的主祷文。于是这帮基督徒为是不是要殴打这位正在背主祷文的人发生了争执。实际上，正是这些人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造成了他们内部的分歧，这就是文化柔术的作用。

人们对原则性非暴力运动和战略性非暴力运动中体现的道德水平一直存在争议。战略性非暴力运动可能更有效，因为它有充分的社会政治学理论做指导，它有战略地与政权对抗，不是改变政权结构，而是利用拥有民众广泛的支持向对手施压，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在于民众的普通服从。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来看，宗教、信仰和情感在民众动员和创新的战术选择上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强调文化资源在非暴力运动中的重要性。我们也应该思考，构建集体身份认同其实也有一定的潜在风险。基于民族、意识形态的集体认同也有可能导致排斥。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移民或其他少数民族可能被忽视、被贬低。民粹主义也是一个警告。我们必须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对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研究，应该借鉴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因为社会运动发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非暴力运动活动家与对手的斗争，最终取决于他们的信念，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包括他们及他们的对手的集体身份认同。在非暴力运动研究领域，战略与战术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对贾斯帕提出的“巧妙的战略”还有很好研究可以展开。很难料想这一研究会走向何处，但作为未开发的研究领域，它给人以激励。

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我期待各位的回应和提问。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分享我演讲的投影片。我今天演讲的很多内容来自我在一次社会学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与报告题目很相似。再次感谢，希望听到大家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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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主持人：谢谢李·史密斯博士的精彩演讲。现在大家可以提问。

问：有很多社会运动的文献都反映了不同国家的运动和政权。您认为在民主政权与非民主政权中社会运动在战略上是否存在差别，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吗？不同的体制和制约因素会影响战术的选择吗？比如非暴力手段和暴力手段的某些方法，从扔石头到恐怖主义等。社会运动组织在不同政体，比如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下有什么样的差别？

答：您提到了几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回答到所有的问题，请提醒我。首先，我认为您的问题很重要，您把非暴力战略与社会学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联系了起来，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点。社会运动的重要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研究上，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多研究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我想这是您的问题，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是不是会影响战术的选择？会的。我推荐查尔斯·蒂利的《政权与斗争剧目》一书，作者认为，不同政权下的社会运动对战术的选择确实会受到影响。不同的政治体制受到挑战，政权以及政权内部支柱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会影响到战略选择。我们确实认为，社会运动活动家必须不断地评估风险，并清楚的知道哪些政权更有可能采取镇压手段，这对选择什么样的战术有巨大的影响。从非民主国家到民主国家，有一个渐变的连续发展的过程，并不是非此即彼。近几年发生在东欧的革命，比如乌克兰和塞尔维亚，他们都进行了大选，至于大选是否公平和自由，是存疑的。但他们的选举战略是随着非暴力运动一起展开的，而且成效显著。

问：我可以问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吗？我刚从耶路撒冷回来，我在那里进行一项东耶路撒冷抗议运动的研究。我注意到，在巴勒斯坦的抗议运动中，有非常强的非暴力纪律，特别是那些村民主导的抗议活动。但他们坚持认为扔石头是一个特别的象征性行动。扔石头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斗争？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并没有人因为有人扔石头而死亡，但是有些士兵受了伤。尽管那里的活动家强调非暴力战略，但扔石头的行为仍然存在。也许您可以就此谈谈您的看法，我并没有与此相关的直接问题，只是对此有点感想。

答：是的。这样的问题在我的课堂上也有学生提过。我完全理解对这种象征性行动的争论，比如向装甲车投掷石头这类行为。你去过现场，但我没有去过这样的现场，我不了解具体情况。因此，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想，重要的是明白或思考一下扔掷石头这类行为的象征是否能被各种不同的群体接受。也许对当地巴勒斯坦人来说，那就是象征性行动。事实上，从您谈到的情况来看，对当地人意味着象征的特殊含义，它是巴勒斯坦人团结的信号，也同时是针对以色列军队采取的反抗行动。无论如何，想一想，这样的行动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来，当它进入国际视野，人们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它可能会起到一些消极作用。希望我回答了您的问题。

问：在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关于医疗改革的辩论，这也让我把着重点放在战略和战术选择的分歧上。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有意思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文献大多关注于左翼自由进步派的社会运动组织方面。现在出现了右翼的茶党运动和围绕医疗改革的争论，说明美国的右派保守势力也在发展民间草根运动，这很有意思，令我想起昨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民主党领袖走过抗议人群时，有人对他们吐口水并用种族主义的言论进行辱骂，这和扔石头一样是具有象征性的行动。但正是这些行动会在相信社会运动应该保持组织性和非暴力纪律的民众中引起了反感。我相信选择这类行动的人是在表达他们的信念和团结，但作为有影响的行为，也许效果并不好。新闻电视中有很多类似报道。

问：您使用了“文化柔术”这一术语，与吉恩·夏普博士提出的“政治柔术”这一概念相比，您阐述的“文化柔术”是不是有特别的含义？

答：我看到过文献中有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我要说明这一术语并不是我的发明。我把文化柔术和政治柔术区分开的理由是，吉恩·夏普博士使用政治柔术的概念，意指社会运动组织用政权拥有的资源来反对政权。当政权使用他们最喜欢使用的镇压等方法时，就可能导致莱斯·库尔茨指出的所谓镇压的两难困境。而我说的文化柔术，实际上是指社会运动组织将国家和政权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等为己所用。因此，文化柔术通常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抗议或劝说来体现的，实际上是将集体身份融入其中，有时是与对方共享这个集体身份。在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中，他们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叙事，让警察相信参与这些活动的是爱国的好公民，这使得警察难以执行镇压的命令，因为那会违反他们作为国家一员的集体身份。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文化资源。

问：在一些地区或国家，比如我的国家厄里特里亚，根本没有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抗议。您怎样将此与集体身份和我们今天的话题相联系？

答：我并不特别了解这个国家，但是我会谈谈我的想法。在有些地方公开的政治抗议不可能或者很危险，这总是令我感到揪心。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情况，具有的象征性和文化性的战术可能更有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文化实践、举行仪式或展现符号，或人们聚在一起唱歌，这些活动看起来是无害的——当然也取决于唱什么内容。聚在一起唱歌可以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它是运动中的人们发出的团结的信号。人们聚在一起唱歌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甚至不需要特别多的人，这是一种低风险的构建集体身份的方式。在那些特定政治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自然能够明白它在自己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环境下的象征意义。就像您可以意识到这些运动的存在一样。

问：您如何看待茶党运动的文化身份问题？

答：这又回到了医疗保障和美国保守势力的问题上，对茶党运动的文化身份做出评论很重要。在美国，保守势力能够连结起来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保守派基本的原则是小政府，害怕政府权力过大。对茶党运动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专制制度的恐惧已经相当广泛深入。前面我在报告中提到要构建反对意识，这种反对意识已经被构建起来。在美国，人们反对奥巴马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和专制的幽灵。我想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将集体身份认同理论纳入运动的研究。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是民族学中的社会运动研究。如果想弄清运动中集体身份和战术的关系，您需要深入运动，观察人们是如何计划行动的，什么样的战术和他们相吻合，什么样的战术与他们不吻合。我只能想像，茶党运动发展得这么快，当一些人加入茶党，这些草根团体在做什么，他们的身体认同又是什么？因为通常社会运动和抗议行动是美国自由左派干的事，而茶党是保守的右派，所以这值得思考，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他们怎样使战术选择合乎理性，并融入到他们自己的保守理念和身份认同中，这个过程挺神奇的。

主持人：今天的讲座就到结束了。我向今天的参与者表示感谢。李·史密斯博士，您还有什么想要总结的吗？

李·史密斯博士：我只想表示感谢，感谢给我这个演讲的机会，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一起讨论。

主持人：今天每一位参与网络研讨会的人都会自动加入“非暴力冲突电子刊物”的接收人列表里，这个电子刊物每周会推送两次。我们会发布世界各地最新的非暴力斗争的动态。也希望各位能将您的问题和评论发给我们，我们的电邮是：[email protected]。

 

 （本演讲发表于2010年3月25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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