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辛西娅·博阿兹博士是美国加州索诺马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她的研究主要是在政治发展、民主素质、政治沟通、非暴力抵抗等领域，特别是在媒体如何报道非暴力抗争方面卓有成就。她在《和平评论》、《社会正义杂志》、《女性主义媒体研究》、《比较政治研究》、《记者杂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她还为几本有关非暴力行动和社会运动的著作撰写了部分章节。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学者，西班牙卡斯特利翁和平与冲突研究的硕士项目主任，慈心非暴力教育中心和媒体自由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和平历史协会与和平与正义研究协会合办的《和平与变革》杂志副主编，美国《赫芬顿邮报》专栏作家，最近被聘为《真相》杂志特约撰稿人，经常撰文批评伊朗政府和美国政府。辛西娅·博阿兹博士2009年在位于美国纽约的甘地非暴力研究所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合办的非暴力年度会议开幕式致辞。过去几周，她组织了一系列工作坊，对曾在印度和美国的新奥尔良、旧金山、亚特兰大等地发生的非暴力抵抗发表演讲，她还接受了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国际媒体的采访，谈缅甸“袈裟革命”和伊朗“绿色革命”中的非暴力战略问题。去年10月，她采访了伊朗女律师、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林·伊巴迪，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她作为社会活动家也十分活跃，与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联系紧密，参与了美国对缅甸的声援行动。她也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学术顾问。现在请辛西娅·博阿兹发表演讲。

辛西娅·博阿兹博士：感谢各位的参与，令我感到莫大荣幸。很期待我们的讨论。

我想先谈一谈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在2007年秋天，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特别的境地。大家应该还记得，2007年9、10月，缅甸仰光、曼德勒和其他城市出现了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这些行动许多是由僧侣组织和参与的。那时，纽约州立大学布洛克波特分校有一位缅甸留学生——曾是1988年缅甸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密切地关注着这场抗争，他将从缅甸内部获得信息翻译成英语转发给我，让我在美国可以得到几乎与缅甸国内同步的信息，了解缅甸民主运动是如何开展的，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和战术。然后我开始撰写系列文章，发表在《真相》杂志上，让世界知道缅甸民主运动的真相。同时我也开始关注其他国际媒体对缅甸事件的报道以及他们如何评价缅甸的民主抗争。我发现我从行动者那里了解的真相与各大媒体的报道有很大的出入，这些媒体包括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媒体，比如英国广播公司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这引起了我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我会在后面的演讲中举一些案例。

我先对战略性非暴力抵抗的核心概念做一点说明，战略性非暴力抵抗又称公民抵抗，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一种由普通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争取权利、倡导民主或寻求正义的方法——采取破坏性行动但不使用暴力。非暴力抵抗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抗议与说服，最容易被公众看见的行动是集会、游行，这也是最常见诸媒体的行动。还有些不常被公众看见的或不常被媒体报道的行动，比如不合作与干预。不合作是指民众收回对压迫政权的支持。不合作是非暴力抵抗的核心。非暴力运动迫使专制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可以一举三得：

首先，通过非暴力的方法，一个广泛的、大规模民众参与的运动开展起来，使政权在政治合法性和经济上付出高昂的代价，让政权减少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减弱政权控制社会所必须具备的道德权威。其次，当民众共同拒绝与政权合作时，就减削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力，这具有滚雪球效应。最后，一旦政权的保卫者对政权产生怀疑，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他们有可能反戈一击。当这些政权的保卫者，比如安全部队，不再效忠政权，而是站在民众这一边时，权力最终就会倒向非暴力运动这一边。于是，非暴力运动的合法性会增强，为真正的民主转型打开政治空间。因此，理解这些核心概念很重要。这些概念还告诉我们，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多元的。

人们对非暴力运动及其运作方式有一些常见的错误概念。这种错误概念许多源于媒体对非暴力运动的报道。媒体在描述一些重要概念，比如权力、暴力时常常曲解，我想在座的各位会对这些曲解很熟悉，也许各位还无意识地参与了这些曲解的传播。但总地来说，这些随处可见的曲解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错误概念一： 非暴力运动是不行动，是被动地避免冲突，或被动地抵抗。实际上非暴力运动是主动出击，甘地甚至认为非暴力运动是世界上最积极主动的力量。

错误概念二：非暴力行动的成效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压制的严重程度直接相关。我们常会听到这种说法。我在课堂上讲非暴力抵抗时，会有学生举手说，那听起来很好，但是非暴力完全不能用来抵抗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太暴力、太惨无人道。社会运动的领导者，甚至政权的决策者也会经常说：人们只理解暴力，人们只会对暴力进行回应。只有严重的暴力镇压才会引起人们的反抗。确实有一些案例显示，在压迫最深重的地方，非暴力运动最为成功。但这些事实并不表明，政权的压迫严重程度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之间有紧密关系。

错误概念三：非暴力运动的成效是由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决定的。有一些专家学者对非暴力运动的成效，比如运动发展水平与外部条件，结构与人为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运动发展水平和人为因素占绝对上风。也就是说，非暴力运动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和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运动发展水平和人为因素。

错误概念四：非暴力运动是最后的选择，只在暴力手段不可行的情况下才适用。这种说法的言下之意是暴力运动更有效、更有力。这一错误概念直接强化了另一个错误概念，即暴力和镇压是有用的。

错误概念五：非暴力运动的行动者必须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形而上的信仰。这与事实并不相符，任何人都可以参与非暴力运动。

错误概念六：非暴力运动需要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当然，非暴力运动需要领导者，但我认为这一概念很危险，如果人们没有看到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出现在媒体上，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运动没有领导者，这是非常错误的。

这张投影片上图片就是2007年发生在缅甸的“袈裟革命“，僧侣对峙的是国家安全部队。我想问各位，这张图片让你看到了什么样的行动？你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媒体和受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人们受到我称之为“元框架”的驱使，这个框架包含了超越媒体报道中的信息。因此请各位问问自己，你们从这张图片上看到的行动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参与者是受害人还是活动家？是外部引发的还是本土引发的？是混乱的还是有战略的？是蕴含希望的还是绝望的？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就像我一开始时提到的，关于缅甸、伊朗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抗争，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与事实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令人吃惊的。媒体的框架会加强人们对非暴力运动的曲解，从而可能会迎合政权的立场，结果有可能导致非暴力运动力量的瓦解，让政权的残暴和压迫得以持续。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我称之为“框架分析”。

媒体构建了一个感知和事实的概念框架。它决定了新闻的哪一部分更有意义，它帮助我们在潜意识里对事件做出判断，有时这一判断很可能是深刻的。由于媒体及受众都有迷恋暴力的倾向，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和意义——比如，伊朗的绿色革命和缅甸的袈裟革命——经常遭到媒体的曲解或忽视。错误的、片面的但具有轰动效果的因素往往在新闻报道中得到强调，同时其他因素却被淡化，错误的和片面的结论就出现了。从现代框架分析理论的创立者乔治∙拉科夫的研究来看，框架也可以是一种隐喻，它会影响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因此，有技巧地利用框架，可以有意无意地影响人们的世界观。2009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关于伊朗绿色革命的新闻报道——比如把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描述为胜选者，把米尔∙侯赛因∙穆萨德形容成“失败的挑战者”——出现在伊朗人民反选举舞弊运动的高潮阶段，这可能使民众产生误解，并且得出政府可能会进行镇压并且镇压有可能会成功的结论，这很可能导致抗议者对运动热情的挫败，甚至放弃反抗。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使一些人开始使用暴力手段——这常常被认为是反抗最终的无奈之举。

媒体报道是有一定的模式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不同的媒体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一般来说，框架化是因为媒体记者按照固有思维进行报道，没有做深入调查，或没有进行如实地报道。这会使非暴力运动活动家倍感挫折，他们发现自己除了要面临对手的镇压，还要面对几乎是同时来自不同媒体的曲解报道。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四种媒体曲折报道的类型，看一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受众认知的，这四种类型都曾被用于报道伊朗、缅甸和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

第一种类型是媒体报道的碎片化，事件被描述成单独的、不相关的碎片。更糟的是，事件的报道可能完全脱离了历史与政治的大背景。把一场抗争描绘成一群乌合之众引发的一些极端的暴力事件，或强调政权试图“平息混乱、恢复秩序”。当这些新闻报道配以相关图片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时候，一些偶然事件就变成了一幅动乱的场面。对政权的报道也可能存在偏颇，比如将伊朗描述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具有极端主义暴力倾向的国家和镇压无所不在的政权。这些报道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现实更丰富，也更有激励作用。伊朗绿色革命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政治抗议活动，它其实是一场广泛的抵抗不公正的运动。在伊朗人看来，它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不是压迫与暴力，而是人们持续的抵抗。但在那些碎片化的新闻报道中很少有这个的视角。

第二种类型是新闻报道太强调冲突化。信息被缩减成零碎的、耸人听闻的瞬间，有时候有意煽情，缺乏对政治问题、体制作用以及更大的社会背景的的认真分析。冲突化强调混乱，让怀疑论盛行（散播恐惧），这会误导人们得出抵抗运动是愤世嫉俗的，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比如媒体报道伊朗绿色革命是一个反对选举舞弊的“自发的抗议”。事实上，这是一个更大的运动战略的一部分。新闻报道却误导受众以为这只是伊朗的民众对某一政治事件产生的冲动的、被动的反应，而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运动。冲突化还过度强调媒体报道的视觉冲突效果，尤其是对政权进行暴力镇压的报道 。

第三种类型是修辞的使用，很多时候，修辞对运动是极具危害性的，尤其表现在媒体报道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时，它们描述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集会游行的修辞常常错误地暗示那是随兴而为的行动。实际上多数情况下，运动很可能是有战略的、有组织的。比如NBC报道2009年6月德黑兰最大的示威活动时用的标题是《伊朗的街头聚众》。这样的报道并非NBC一家。表面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但事情并不完全如此。“聚众”可以是一大堆人聚在一起，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但在伊朗发生的运动远比“聚众”复杂得多，那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非暴力抵抗。除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伊朗的民众都视之为变革的力量。

第四种类型我称之为“默认政权的权威”。在信息缺少或真实性存疑的地方，当政权的权威受到非暴力运动挑战时，不管政权的性质和意识形态如何，也不管媒体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与非暴力运动的关系如何，它们往往会默认政权的官方的态度。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媒体往往默认政权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案，即使冲突原本就是政权引起的。比如缅甸政府或伊朗政府向世界宣布，他们使国家秩序“恢复正常”。媒体在报道时也会接受这一说法，说缅甸政府或伊朗政府声称国家秩序已“恢复正常”。

除了媒体报道的框架化，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导致媒体对非暴力运动核心概念的曲解。这些运动很多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国家，西方媒体记者通常很难进入现场，很难获得第一手资料，也就很难做出在地的真实报道。同样，对参与运动的活动家和国内记者来说，也很难将真实信息传递出去。还有一个因素是西方媒体记者——特别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主流媒体，通常缺乏对非暴力运动议题和专门知识的理解，这使他们很难有效地传达信息。西方媒体记者也缺乏对运动发生国的大历史背景的了解，很难理解抵抗运动到底为何发生，这同样也会造成媒体难以全面、真实地进行报道。此外，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惰性，他们很容易倾向于政权，或者只听信某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观点。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些很普遍的元框架，也是一些普遍存在的假设。请想一请，以你对非暴力运动的了解，和你对一些概念，比如权力和暴力的认知，框架化更大的意义是什么？最常见的元框架就包括这样一些概念：镇压比抵抗更能引人注目。以伊朗革命为例，当这一事件被报道的时候，甚至当抵抗运动被讨论的时候，媒体会预先想到的总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暴力事件？什么时候政府会开始镇压？媒体基本的假设是，如果发生镇压，抵抗运动就终结了；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如果对权力持这样的认识，就很难真正了解和掌握非暴力行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很难反思这些报道存在的曲解和偏颇。如果你认为权力是政权赐予你的，而不是你自己去争取、去践行的，那最大的可能你会失去权力；权力是单一层次的。非暴力行动需要我们理解权力是多层次的，很多人团结起来才能促成变革的发生；冲突不可取。我们知道，从专制到民主这个过程需要冲突，本质上冲突是必要的，甚至有时是好的。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以非暴力的方法发起冲突，从而引发变革，获得正义、平等和权利，最终解决冲突；暴力是解决冲突最有效的手段。这一概念相信成功的运动是偶发的，与运动的战略和计划无关，那些成功的运动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对非暴力运动的曲解，认为非暴力只是最后的无奈之举。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元框架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要点，即非暴力抵抗的胜利不掌握在运动这一方，而是由政权或外部环境所控制。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瓦解非暴力运动的力量。

我想在座的听众应该理解，非暴力运动的真实经验和这些曲解是不相符的。在当代社会运动追求民主的方法上，非暴力运动比武装暴动成功率更高。了解这些媒体框架以及它们如何运作，了解它们如何成为元框架以及种种错误概念，归根到底，在于我们应该怎样与这些曲解相抗衡？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领域。

以下是我的一些研究和建议：

1.做明智的媒体受众，对媒体框架保持清醒的认知。如果能这样，就赢得了一半的胜利。要记住，宣传只有在人们不知道被宣传的情况下才会更产生效果。

2.核查媒体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有些报道有时部分是真实的，有时完全是不真实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真实的，需要我们自己去核查。

3.对荒谬的媒体框架如何回应？我会和许多从事非暴力运动的研究者和分析师一起探讨，坚持用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述，重述和纠正那些媒体对运动报道的曲解。

4.不仅要强调运动的表面现象是什么，更要强调引发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5.有一种真正发挥作用的媒体，被美国记者和活动家阿尔∙佐丹奴称为 “从下而上的媒体”，我称之为“现场新闻”。出现在运动现场的公民记者、活动家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媒体工具来对抗主流媒体曲解的报道。比如伊朗绿色革命中活动家对推特的使用，那是一个对网络微新闻的特别考验。当时，政府方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种说法，其他50万用户在推特上一致地表达另一种说法，这种推特新闻受众的数量和范围使官方的说辞显得非常荒谬。

非暴力运动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社交媒体传播自己的信息。另一个例子是视频新闻，推荐大家看这部纪录片《缅甸起义：看不到的真相》。这部纪录片的的素材是通过互联网从缅甸内部传送出来的，很感人，你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新闻的。当然，政府会对运动的信息传播进行种种阻挠，但活动家和公民记者也同样有很多方法把信息传播出来。

在我的演讲结束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理想的新闻报道？不管传统说法如何，伊朗、缅甸和其他一些和非暴力抵抗相关的新闻，它们不是关于成功的故事，不是关于激情的故事，不是关于暴力的故事，也不只是关于伊朗或缅甸是专制还是政教合一的问题。它们是勇敢的公民站出来对压迫和不公正进行抵抗的故事。负责任的媒体和明智的受众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站在反抗者一边报道他们的新闻。因此，理想的媒体新闻应该是从反抗者的角度报道，而不是从压迫者的角度报道。换句话说，非暴力抵抗者应该拥有和讲述这些故事的权利。

最后，我想就这个话题提供更多信息和相关链接。有兴趣的人可以进一步了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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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您知道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这些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反思和重构的培训吗？包括对刚才您讨论过的那些框架？

答：我不知道有这种培训新闻机构的组织或个人。我知道有几个机构在寻求和记者、独立撰稿人和作家进行合作，我把这信息放在我的投影片的最后一页了。比如认知政策工作项目，它会为记者提供一些相关工具。还有媒体与民主中心，它的创建者是约翰.施托伊贝尔。我不知道其他与媒体协作的机构，我想主流媒体可能没有什么激励机制来做这个工作。

问：我对您提到的几个媒体曲解的概念有些困惑，这大概与我在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中心的工作经历有关。您提到活动家并不一定要将非暴力作为一种信念，对此我有疑问。对我来说，拒绝不公和反抗暴力必须有一种信念，即使它没有被说出来。

答：我同意你说的拒绝对不公，反抗暴力等信念，我认为这一点对成功的斗争是普遍必要的。我不同意的是，在哲学的意识形态及其他一些信念上是必要的。我这样说主要是想让人们将社会运动成功的要件与某些哲学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上的信仰相区别。做这样的区别，是因为如果我们表明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要有某种特别的信念和原则，就可能将一些潜在的运动参与者排除在运动之外。比如在缅甸说帕拉语的地区，人们如果认为只有佛教徒才能参加运动，或者认为必须将非暴力做为一种生活信仰，那有些人就可能不会参加运动，他们会认为参加运动需要某种资格。我想说的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要参加非暴力运动，你只要相信公义的存在，只要相信自己有责任参与斗争就够了。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问：您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战术，由于某种原因可以比较不会受到您演讲中提到的元框架、冲突化等因素的影响吗？如果有，为什么？您可能知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去到那些发生非暴力运动的现场记录一个国家和平转型的过程，从记者的角度描述这些事件。前面也有人问到一些培训机构，令我想到，至少有一些记者和新闻研究者已经开始寻找教育的途径来研究这些问题。

答：你是对的，特别是在学术领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这方面的东西,力求更真实、更尊重从现场和活动家的角度进行记录。下个月国际和平研究协会将组织相关讨论，一些运动的活动家也会加入讨论。我想您的问题是非暴力抵抗运动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才可以比较不受到错误概念及框架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有些外界较少能看见的、创新的战术行动会较少受到错误概念的影响。一般的行动有一个参照物，媒体可以进行比较和评判。我现在很难想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来举例。也许可以拿不合作，包括政治和经济抵制做为例子，这些斗争可能会比民众走上街头更难被曲解。

问：您对最近发生的泰国红衫军运动怎么看？您认为他们的运动是因为暴力而失败的吗?

答：首先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很多关注泰国的红衫军运动，而我确实应该对此有更多的关注。在我看来，任何非暴力运动，包括泰国这次的非暴力运动，如果让暴力手段介入，就会比较难取得成功。总体来说，使用暴力手段的运动都很难成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但任何时候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都为时不晚，人们可以进行有组织、有战略的非暴力运动。

问：现在公民记者可以利用新媒体对运动进行报道，您认为新媒体是不是可以消除、削弱或者加强您提到的一些问题？

答：在这个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现实情况是，政权也可以利用新媒体，可以用推特发布官方信息。2009年伊朗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政府完全可以使用同样的手段进行宣传。所以新媒体也同样适用于错误概念和框架。但总体来说，我认为新媒体也具有潜力来对抗那些错误概念和框架。这与我前面提到的“自下而上的媒体”有关。媒体如何报道一个事件，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换言之，那些愿意对社会运动的背景进行认真分析的人是真正对非暴力运动感兴趣的人，他们甚至参与运动之中。我想一些新媒体，特别是推特这种具有快新闻特点的新媒体，能够自然地过滤掉一些不真实的内容，获得真实的内容。当然，这类媒体还比较新，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发展和检验。概括而言，我相信新媒体会更少受到传统媒体框架的影响。

问：我们知道非暴力运动是如何在媒体的报道中被曲解的，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被媒体误导？

答：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研究的课程。但我很高兴你能提出来。作为一个明智的媒体受众，我们不仅要知道非暴力运动是如何被报道和评论的，也要知道暴力运动、战争以及和使用武力相关的对外政策是如何被报道和评论的。我在最后一张投影片上列出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骗局》一书里有相当多有意思的案例，有关于一些修辞的运用，作者专门对2003年至2004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我确实认为明智的媒体受众，和对这种现象有兴趣的活动家等，都应该努力去理解、去定义这些概念和现象。我们应该反复使用准确的术语，反复地传播它们，这实际上是在重塑这些概念，比如暴力、武力，战争的正当性等等。非暴力运动也需要这样做，从运动自己的角度真实地、有力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本演讲发表于2010年5月27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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