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戴维：罗伯特∙普莱斯是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佛罗里达州斯泰森大学客座教授。曾经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普林西皮亚学院做访问学者。著有《新非洲：来自变迁中的大陆的报告》一书，1999年由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该书被认为是1999年-2000年度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好的40本书之一。他还著有《非暴力抵抗：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一书,,2006年由英国阿什盖特出版公司出版。罗伯特∙普莱斯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在肯尼亚工作过8年，并走遍非洲。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游历和报道时，他开始注意到许多人通过非暴力抵抗反对专制政府。他还曾在联合国国际开发署驻摩洛哥、坦桑尼亚办事处工作。之后他和做摄影记者的妻子贝蒂∙普莱斯花了两年时间周游世界。现在请罗伯特∙普莱斯为我们演讲。

罗伯特∙普莱斯：谢谢戴维！欢迎各位！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通过非暴力运动从专制制度最终转向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制度的3个国家的案例。

我写的这本书的名字是《希望的涟漪：普通人如何用非暴力手段反抗专制》，书里面的照片由我妻子贝蒂∙普莱斯拍摄。这本书可以在亚马逊网站和阿姆斯特丹出版社网站买到。

《希望的涟漪》这本书中一个重要观点是，非暴力运动可以在不同的专制政权背景下发挥作用。主流的社会运动理论一直认为，非暴力运动的开展依靠有利的政治环境或政治结构，似乎有一扇门先要打开，然后才可以做一些事。《希望的涟漪》驳斥了这一观点，不只我一个人反对这一观点，至少还有古德温和贾斯伯这两位社会学家也反对这一观点。

本书主要考察了肯尼亚、塞拉里昂和利比利亚这3个国家如何通过非暴力运动，实现了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在这个3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非暴力运动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要选择肯尼亚、塞拉里昂和利比利亚？因为我曾经是驻肯尼亚记者，相当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亲自见证了肯尼亚从1987年对异见人士的种种打压到2002年实现自由选举的过程。问题是，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答案令我吃惊，并不像大多数研究显示的那样，是国际社会外部压力起了关键作用，而是当地的非暴力抵抗起了关键作用。对于当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形，前独裁者塞缪尔∙多伊总统比那些外国观察家更为清楚。

我认为非暴力抵抗对一个国家的转型更为重要。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想给大家再分享其他两个案例，可以验证我的结论。这几个案例选自我的上一本书，2006年英国阿什盖特公司出版的《非暴力抵抗：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我采用的是“连续案例选择”——这是亚利桑那大学查尔斯∙瑞金发明的方法论。许多人说你应当选择各种不同的案例，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各种不同的、适合的案例；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两个相似的案例，看一看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是否可能也在另一个国家发生，然后再看一看能否发现其中的发展模式。我选择了塞拉里昂和利比利亚，因为它们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几乎与肯尼亚的转型发生在同一时期，只是这两个国家的专制政体更为严重。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几个政权的专制严重情况。在1981年到2003年，利比利亚的专制压迫最为严重，其次是塞拉里昂，再次是肯尼亚。我不确定这些数据库在网上是否仍然可以找到，不过“自由之家”也发表过相似的数据。

那么，谁是变革的推动者？如同你们很多人知道的那样，是普通民众，是学生、母亲、律师、记者、职员和其他人，这些人大多数都受过教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过教育，有些参与变革的人甚至完全没有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的教育。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些专业人士因其职业而成为社会活动家，但他们并非任何运动组织的成员。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利比利亚的阿莫斯∙索耶，他曾担任临时总统。在我采访他时，他说他从来就不是那种站在街头挑战政府的活动家，他只是一名坐在办公室里反复推敲学术报告的人。这些报告批评总统查尔斯∙泰勒的言行，并与之针锋相对。外国代表团来利比利亚，处于礼节，会先去拜访查尔斯∙泰勒，然后再去拜访阿莫斯∙索耶。外国代表团想看看他有没有组织，如果有组织，又是怎样的组织。事实上像阿莫斯∙索耶这样参与非暴力抵抗的人大多是一些专业人士。我想强调的是，在非暴力抵抗力量中，这些专业人士比许多研究显示的要强大得多。大多数的研究都会首先考察各种运动组织，然后考察政权。我的研究从考察政权开始，再考察政权以外的各种公民力量。我的发现令我很吃惊。

运动的参与者包括个人、小型运动团体成员和普通民众。像“阿拉伯之春”那种大规模的公开抗议活动非常重要，但我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那些效果显著的小型团体。在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中也曾经谈到一些小型团体，不是大型抵抗组织，而是呼吁和平的小型团体。多数普通民众参与有计划的示威活动，但有些示威活动是自发的，比如反对逮捕活动家的集会。在利比利亚，当一位活动家遭到逮捕，人们会聚集在警察局门口。这向当局表明，这位活动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我想强调一点，这些国家非暴力抵抗的高参与度超出我的想象。

从运动组织的角度看非暴力抵抗，是一个相对狭义的视角。如果从专制政府的角度看非暴力抵抗，你会发现更多、更很棒的研究成果。我有幸在2008年查尔斯∙蒂利去世前不久与他见过面，他欣赏我看非暴力抵抗的视角，而我欣赏他的作品，他是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先驱人物。但大多数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都有点纸上谈兵，往往强调运动组织都做了什么，怎样发展壮大等等。我反过来从一个更广义的视野来对此加以审视，即从专制政权的角度看抵抗，请想象一下，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一个城市，整个国家，各种抵抗运动。你会看到，记者在不停地写文章批评时政，即使他们受到威胁，有可能被捕，报纸也有可能被销毁，但他们仍然继续坚持。你会看到，学者在努力撰写学术报告，像阿莫斯∙索耶所做的那样。还有律师会走上法庭，陈述案情，反对人权迫害。在肯尼亚，1980年代末的律师协会是非政治性的，但当需要有政治性的组织来挑战政府的时候，律师们自己行动起来，他们甚至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在城市中心由支持者提供的办公室——一个叫做“作战室”的地方开展工作。在手机普及之前，他们用电话，用传真，将消息发给国际组织。从政权的角度审视，而非从运动组织的角度审视，你可以看到更多人参与其中，有更多的抵抗方式。

让我们再看一看非暴力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有妇女，她们游行、守夜，反抗政府；有学生，他们示威、罢课，他们还创造了各种反抗手段，有一次居然把棺材抬到了图书馆，寓意政府的死亡。有律师，他们在法庭上挑战专制政府对活动家的抓捕和迫害。

人们可能会问，专制政权怎么会允许自己受到合法的挑战？在这几个案例中，这些政权都想显示自己是民主法治国家，因此允许法庭审判。而律师保存法庭记录，并在报纸上公开这些记录、发表评论。而报社会说他们只是报道了法庭记录而已。政府当然会持续施压，但这些压迫只会说明这些国家的民主法治是假的。异见人士也会组建反对党。人们无需考虑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只是寻找参与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当受到政府的镇压时，人们转入地下、秘密组织起来，这些人都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以非暴力的手段推动社会变革。

投影片上的这张照片，左边是我，当时我作为富布赖特项目学者在塞拉里昂教学。这是我参与由美国大使馆组织的一次全国人权考察活动，这个活动还有一些学生参加。我旁边的这位妇女是抵抗运动的领袖，她的旁边是当地城镇的警察和军人。

非暴力抵抗方法一般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抵抗方法包括对政府提起诉讼，为活动家进行法庭辩护，对政府提出批评，发表批判文章、出版反政府的刊物等。非正式的抵抗方法则各种各样，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多得多。

这张投影片上的人正在吹奏乐器，吹奏乐器本身与反抗政府并无关联，但他是在游行队伍中吹奏，游行是非正式抵抗的一部分。非正式抵抗有很多种形式，我这里只列出了其中3种，即政治集会，制定战略计划的秘密会议，公开抗议和游行。抵抗战略很重要，它需要制定战略计划，这样的会议很多是秘密进行的。

我的研究方法是，先选定案例，然后进行采访。抵抗运动发生后，应该采访哪些活动家？在肯尼亚，我知道这些人。我会列出一个名单，用“滚雪球”的方法寻找更多的活动家。在塞拉里昂和利比利亚，我刚到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只知道一、两个人，“滚雪球”的方法也很有用。我通过采访这一、两个人时他们提到的姓名，最终列出了一个名单，然后一一采访。我要特别提出的一点是，男性活动家不太会提及女性活动家的贡献，特别是在利比利亚。我妻子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抵抗运动中，妇女到哪去了？我们又回过头，专门去寻找那些妇女活动家。利比利亚有很多妇女活动家，其中有一位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我没能见到她，但是我见到了一些早期的妇女活动家。我在采访录音前，会先经过他们的允许。我会亲自将录音整理成文字，我曾想找人帮忙整理，但发现还是自己做更好。

我的采访方式是“半直接式”的，比如我问一位肯尼亚妇女活动家什么时候参与了某一特定事件，她说那是在1997年，在某某建筑毁坏以后。如果我按事先拟定的采访提纲接着问下一个与她刚才所说的信息毫不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直接式”的采访，其效果欠佳。因为她说的某某建筑毁坏是一个关键信息，于是我又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某某建筑毁坏的？这种追着线索提问的采访就是半直接式的采访，于是她讲到了我前面所说的在肯尼亚的律师“作战室”。受访者只是这样冒出一句，她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而我不知道，所以需要追问。我的采访方法很简单，不是事件统计，不是数据分析，也不是坐在电脑前搜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方法是离开一个国家，到研究的那个国家去呆一段时间，接触一个又一个活动家。

我在这本书里写到：“采访提供了一个了解非暴力抵抗的窗口，它是档案研究和事件统计无法提供的，它揭示出参与者战略选择的灼见和动机。”花点时间和这些活动家呆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张投影片上的这位，是肯尼亚的活动家伦巴∙昆奴西亚。他很忙，这些活动家都很忙，即使在20年之后，他仍然很忙。他事先说好只给我10分钟时间接受采访，后来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临走时他站起来，他是一个很高大威武的人，他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为什么要谢我，我们谈的是你受到怎样的折磨。让我吃惊的是，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并没有人关心这些经历。对于很多我采访的活动家来说，他们也许都是第一次谈这些经历。

接下来要问的是，他们讲的都是真的吗？这就是做档案研究的好处，你可以事先查阅这些重要事件，可以相当准确地列出一个时间表，看看是否能够印证一些事件和说法。但档案研究不会告诉你的是，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它们是怎样发生的？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是哪些人？他们多数都是很有激情的人。在我采访的人物中，有些人是无私的，但是不是有人会出于私利，为的是寻找政治机会？当然有。但在这点上我会很小心，特别是当政权改变以后，这些有私利的人的变化很明显，他们往往会站到他们当初反对的立场上去。尽管如此，我的观点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当他们站出来，越过那条安全线加入非暴力抵抗时，他们同样将自己暴露于政权面前，他们面临同样的危险。

我再从《希望的涟漪》这本书中选几个例子吧。我妻子拍摄了书中的大多数照片，这些照片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图片显示的景象让人感觉更强烈。

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家是塞拉里昂的记者奥卢∙戈登，不幸的是，他已于2011年去世了。他曾说：“那时，我们只是抓住机会，做了我们必须做的事。”另一位记者也说过同样的话。有一次我和那位记者一边走路，一边交谈，我问他为什么要冒险写那些文章，这位记者停下脚步，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他说：“我是记者”。许多活动家只是在做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工作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一名活动家，而是要改进这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提高这个国家的人权和法治水平。在非暴力运动中很多人就是在尽本分。奥卢∙戈登所做的3的方面工作将他置于危险境地：为独立的报纸写稿，揭露政府滥权；担任记者协会领导；参与发行“地下”独立的报纸——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略。塞拉里昂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AFRC）曾宣称：“这个国家没有独立的报纸，没有批评政府的报纸。”事实上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批评政府的报纸。它们在隐秘的建筑里出版、印刷，当政府部门搜查时也很难发现。因为街对面的隐蔽处设有暗哨，看到有政府的人来，这些暗哨就会马上发出信号。这些报纸怎么分发出去？夹在官方的报纸里。后来，连街上的报贩都遭到警察的搜查和追捕。

投影片上的这位是利比利亚人权律师迪阿温∙龚乐，他在法庭上挑战查尔斯∙泰勒政府侵犯人权，为活动家和异见人士辩护。他说：“我认为政府的压迫反而使人权意识得到强化，因为压迫越深，人民越坚韧。”实际上，政府对非暴力运动镇压得越厉害，越容易失去民心 。因为民众对非暴力运动持同情态度，国际社会也对非暴力运动持同情态度。像以色列大卫王在孩提时代以石子击败巨人哥利亚那样，这些活动家拿着法律文书、判决书等合法文件和新闻报道，走上街头和平示威。

在利比利亚第一次内战期间，女性就出来举行抗议呼吁和平。查尔斯∙泰勒掌握政权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内战，妇女活动家也不断地举行抗议活动，但一开始她们的活动并未广为人知，直到2011年和平运动的领袖莱伊曼∙古博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女性的抗议活动才引起广泛关注。持续的抗议活动对反对内战具有象征意义。泰勒每天都乘车从抗议的人群旁边经过，最终迫使他与叛军进行了和谈。

这张投影片上的这位，是肯尼亚人权律师伦巴∙昆奴西亚，自己也遭遇过逮捕和酷刑，获释后仍然致力于人权活动。这些人权律师真的很固执很坚持。

这位女士是反对党联盟中的一员。像我之前提到的，有很多妇女活动家，她们在斗争中的力量不应被重视。事实是，妇女在很多抵抗运动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有很突出的贡献。

在肯尼亚塞缪尔∙多伊政权早期，一个由母亲组成的妇女和平静坐就发生在投影片上的这个棚子里。街的对面就是监狱，这些母亲中很多人的孩子就关在那里，不仅遭到拷打，而且面临被处死的命运。刚开始这些母亲就在树下静坐，后来有人给她们送来饮水，还帮她们搭起了这个棚子。政府不知道她们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一开始没有干涉。在非洲，攻击女人还是会有禁忌的。后来，这些妇女的示威静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决定进行镇压，用催泪弹驱散人群。我和我的妻子当时就在现场，我跟在她们的后面往外跑，被催泪弹击中，我妻子没有被击中，就在旁边一直拍摄。之后，这些母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警察的镇压没有吓倒这些赤手空拳的母亲，但驱散了她们的支持者。几天后，这些母亲又聚集到附近的教堂，图片左方远处可以看到教堂的尖顶，她们在教堂里举行守夜和绝食，持续了一年时间，最终她们的孩子有大约50人获释。但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个监狱又关满了人。

这张投影片上的女性是伊利莎白∙穆尔巴，她原来是一名护士，后来成为护理专业的教师。她也是利比利亚非暴力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她组织过一次会议，邀请不同的叛军派别进行对话，这些叛军领导人并没有答应会来参加会议。当有人敲门时，她起立欢迎。走进来的叛军领导人说，他们是出于对邀请他们的妇女的尊重才来的。之后这些叛军领导人坐下来玩了一天游戏。第二天又玩了一天游戏。没有证据表明这会开启对话。但不久后，多方确实进行了对话。这是妇女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另一种方法。

 那么，什么是抵抗文化，如何从非暴力运动中发展出来？

抵抗文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活动家和民众对专制政府滥权的公开挑战成为常态。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出来挑战，但应该让个体产生从内到外的影响。抵抗文化的产生也需要3种行动者：个体活动家、有组织的行动者和一定规模的民众支持。这里说的一定规模的民众支持，通常并不是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事实上，很多人仍然感到恐惧。

什么是专制体制下非暴力运动的新模式？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对政权挑战的过程中，不管是政治改革或者政权改变，都包括个体行动和有组织的行动，要得到一定规模民众的支持。

查尔斯∙蒂利认为：“这个模式与普遍适用的社会运动的特点不同。一般认为，社会运动应该是‘持续的、有组织的和公开的行动’。”但社会运动并不总是持续的，而是经常受到干扰的，但会在低潮中坚持，运动的形式依然存在，活动家的意愿和行动也依然存在；社会运动并不总是有组织的，有时是自发的；社会运动也并不总是公开的行动，时常是地下的，比如创办地下刊物等。

我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希望听到各位对我的演讲发表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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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肯尼亚的母亲们是怎样赢得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

答：问得好。那些母亲是基库尤族人，这个民族是肯尼亚最强大的反政府族裔。在1980年代，肯尼亚有很多人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政府监禁。刚开始的时候，是住在内罗毕城外的4、5个母亲与旺加里∙马塔伊见面，在她的建议下，母亲们决定到位于内罗毕城内的监狱门外静坐示威，因为她们的孩子关在里面受到酷刑。第一天，她们就坐在监狱对面的树下，人们因为好奇，过来围观。第二天、第三天，再有人过来围观的时候，这些母亲就开始诉说自己的孩子被关押，受到酷刑的经历。于是一些支持者给她们送来饮水，帮她们搭建了一个遮阳棚。母亲们的行动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报纸对她们进行了报道，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有一个原因是她们都是老年妇女，是母亲，还有一些是祖母，她们只是想要救自己的孩子或孙子。我和我妻子都去过她们静坐示威的地方，我妻子去得更多，她记录了整个过程。后来这些母亲们的支持者越来越多，最终遭到了政府的镇压。那些支持者遭遇暴力镇压，也成为受害者，他们又向更多人讲诉他们的经历。当权者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妻子是摄影记者，她拍的这些照片传遍了整个国家和全世界。各国大使都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要走出去，就能看到那些受到袭击的妇女，自然会产生同情。这些大使会质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与这样的政府保持交往，应如何向这样的政府施压。

问：我之前曾从事国际和平救助工作，我们和许多人权捍卫者有工作联系。我想许多人都符合您提到的那种非暴力行动者的定义。我的问题是，您提到很多不同职业的人，包括记者、律师，您把这些人称为人权捍卫者吗？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人权捍卫者吗？

答：首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这些活动家认为自己是人权捍卫者吗？这个问题很棒。我认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某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决定要挑战政府。坦率地说，我相信有些人并不想做一个挑战政府的记者、律师、母亲，或医护专业人士，因为那样做会使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我所钦佩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有一位利比利亚记者肯尼斯∙拜斯特受到政府威胁，被逮捕过一次，他也有手下被逮捕。当时内战正在酝酿，塞缪尔∙多伊的地位岌岌可危，他的手下威胁要烧掉肯尼斯∙拜斯特所在报社的发行室。这些记者认为自己是人权捍卫者吗？可能吧，但更可能的是，这些专业人士认为自己在尽自己的职业本分。在肯尼亚，人权律师保罗∙穆伊特说得很清楚：“我们用人权做武器，消灭这个独裁政权。”同时他也说他需要有空间去做事。他们有自已的利益吗？是的，他们有勇气站在法庭上挑战政权吗？是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人权捍卫者和活动家吗？在某些情况下，是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不一定是，但他们仍然在捍卫人权。

问：殖民地历史或后殖民地因素会对您的工作产生影响或成为障碍吗？

答：我不是太明白你说的“障碍”指什么。我并不认为这些因素对我有影响。但我会留心这个问题。就肯尼亚来说，历史上的抵抗斗争可以追溯到1900年，但当时的记载比较少。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出版过一些相关内容的书，非常有价值，涵盖了这些历史研究。1900年肯尼亚的抵抗史和2002这一阶段的抵抗可以关联在一起去看。我认为殖民地的历史，英国对殖民地的压迫在历史上是一个因素。你会发现，抵抗不同程度地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抵抗方式在改变，但对专制政权的反对从来没有改变。

问：我叫劳拉，来自英国贵格会。我们在肯尼亚有一个项目，是与当地社区一起，用非暴力的手段反抗政府滥权和压迫。（罗伯特∙普莱斯：我在英国读过你写的文章）噢，太好啦！这个世界很小。我对您说的建设“抵抗文化”很感兴趣，这与我们在肯尼亚的项目不谋而合。我想问的是，在您的研究中，您如何追溯这些抵抗力量在政权改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可以想象这些个体的力量对抵抗文化的作用是逐渐累积起来的，很难加以追溯，不同的学者的研究者都着重导致改革不同的关键时刻，我想听一听您的结论？

答：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想还是以肯尼亚为例。在肯尼亚，曾经发生过两次非法的示威抗议活动，一次被镇压下去了，实际上两次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在第二次镇压后不久，援助肯尼亚发展经济的资助方会议在伦敦举行，那并不是一个有关人权的会议，但它在那场镇压发生后的关键时刻举行。在这次会议之后，一部分资助方停止了对肯尼亚的经济援助。一周后，肯尼亚总统丹尼尔∙莫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一党制不可行了，要改变，要实行多党制。这是反对派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本来参加党代会的代表是为了加强一党专制而来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丹尼尔∙莫伊的这一转变是受到一周前那次伦敦会议的影响，那是可以直接追溯的关键时刻。但我对此持有不同意见。第一，当时肯尼亚的非暴力运动已经展开，先是基库尤族人开始反抗，我在现场可以看到，当时形势非常严峻；第二，肯尼亚各民族团结合作，已经显示了全国性反抗的趋势。总统丹尼尔∙莫伊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顺应时势、谋求改变。停止对肯尼亚的经济援助起了关键作用吗？我并不认为如此。如果丹尼尔∙莫伊当时那么需要经济援助来控制政权，他会很快采取行动先争取拿到这些资金，但他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很多努力。事实上，只有部分资助方停止了援助，一些援助还在继续，并不是所有资助方都团结一致。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只有我和加拿大的政治学学者斯蒂芬∙布朗认为，实际上参加这次伦敦会议的一些资助方对肯尼亚的民主转型起了不好的作用。长期的社会运动，真实发生的一系列抵抗事件，才是真正促进肯尼亚变革的原因。

问：我的问题是关于肯尼亚母亲的，那些母亲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外国大使都在那里，他们关注到了。而且相关新闻通过国际媒体也得以传播。这一点很重要。我和埃及、突尼斯、也门、伊拉克等国的活动家有一些联系。非暴力抵抗在中东地区其实是有传统的，但我也不确定，对当地许多民众来说，是不是太多的示威抗议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会让普通民众感到厌烦。我的一个中东的朋友和我说，作为一个女人，她甚至都不能单独出门；或者在她出门时，随时会有什么地方掉下炸弹将她炸死。我不知道，非暴力抵抗，还能否让人们相信社会正义的存在。人们没有武器，什么也没有，只能四处躲藏，这怎么让人相信社会有公义呢？我没有读过您的著作，但我对您和您夫人周游世界的经历充满好奇。您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怎样才能与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相契合？

答：我必须说，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当他们走出家门时遭遇到炸弹袭击都是令人同情的。我记得“阿拉伯之春”时的叙利亚，刚开始他们的反抗是非暴力的。我并不认为，人们总是有勇气走上街头，反抗专制。我只能说，我在这些国家做记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有时明知有危险，还是会挺身而出。在塞拉里昂，要参加示威的学生受到威胁，但他们还是参加了示威。直升机就在他们头顶上盘旋，到处都是警察，有些人被殴打、被杀害，但是他们依旧站了出来。这也发生在肯尼亚和利比利亚。有些时候，我并不认为作为个体的人站出来是好时机，我认为用不同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真的必须非常有勇气才能在那个时候站出来反抗，然而，有时候反抗甚至牺牲在当时都没有起到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那些牺牲最终会被铭记，并最终会产生影响。

问：我来自加纳，首先，您提到运动的模式，我在想，有没有一种运动模式可以复制，既适用于民主社会，又适用于专制社会？其次，您认为非暴力运动要获得成功，运动是否能够持续重要吗？运动组织是否成功重要吗？最后，我也对宗教与非暴力运动的关系很感兴趣。以利比利亚为例，莱伊曼∙古博韦和她的朋友们领导的妇女和平运动将基督教与穆斯林妇女团结起来，最终迫使查尔斯∙泰勒进行了和平谈判。因此，我想问的是，在政权改变中宗教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专制压迫特别严重的地方？

答：是否会有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运动的模式？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社会运动理论是从和平、民主的西方世界开始的，然后在拉丁美洲得到发展，现在逐渐蔓延到非洲。我想理论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它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我把个体力量做为政治改革与政权改变的重要因素加以考量，是因为这部分在西方模式中是缺失的，但却在非西方世界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很活跃。我相信它们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具体起作用的方法在各个国家又各有不同。对运动的持续性，你问得很好，但我并不认为非要有一大群人星期一聚在一起做什么，星期二聚在一起做什么，然后持续几年做什么很重要。运动是一直变动的，人们时来时去，有些人要养家糊口，不能经常外出参加活动。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运动。将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如果将目光聚焦在普通人身上，你会看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他们都在参与行动。我想这也是一种持续性，但不是社会学家说的那种“持续的、有组织的和公开的行动”。宗教在社会运动中的确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利比利亚早期妇女抵抗活动家玛丽∙布朗，她说她参与运动是听从上帝的召唤。利比利亚基督徒与穆斯林团结合作的例子也很棒，它显示了妇女内在的力量。这些运动中的活动家，几乎是出于精神上感性的动机，而不是理性的选择。理性怎么可能令这些人站出来，加入到那些会被屠杀的人群中，仅仅为了得到一些诉讼的客户，或多卖几份报纸吗？这不可能，当我们谈到要求改变的热情与愿望时，应超越那种理性的模式。

（本演讲发表于2015年12月8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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