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运动与军队角色:“阿拉伯之春”中军队倒戈的原因

演示一

主持人:今天的演讲者是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她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和教授。她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曾在圣母大学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著有《非暴力革命:20世纪末的公民抵抗运动》、《犁头运动中的宗教和抗争》、《灵魂的信念:中美洲团结运动的宗教、文化和机构》及多篇论文。她目前正在写作一本关于发展中的非暴力运动的著作《非暴力公民抵抗:理论、战略和动力》,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探讨“阿拉伯之春”。2001年“9·11”之后,媒体时常把中东地区渲染、描绘成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的发源地。但10年后,我们看到中东国家为实现民主而展开了一系列的非暴力抗争。在突尼斯和埃及,非暴力运动成功地赶走了长期统治的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巴林,抗争还在持续。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非暴力运动因暴力武装力量的介入而不堪重负,最终导致了内战。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为什么结果如此不同?有一个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军队在这些非暴力运动中是继续效忠政权还是倒戈政权。

演示二

一些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军队倒戈在非暴力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玛丽亚·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韦思在《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军队倒戈,非暴力运动成功改变政权的机会将增加46倍。但是大多数对非暴力运动的研究着重于研究运动在做什么,运动如何组织、动员,运动使用了哪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产生了哪些效果,而极少研究军队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对军队倒戈会于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知之甚少。

演示三

今天的讨论,我希望能达到以下4个目标:

1.考察军队对非暴力运动的不同反应,包括对政权继续保持忠诚或倒戈,还有其他的反应。2.分析有助于军队倒戈的因素;3.分析在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里,为什么有些军队发生了倒戈,而有些军队没有发生倒戈;4.思考军队倒戈对非暴力运动的不同影响,包括可能存在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演示四

让我们从目标1谈起,即军队对非暴力运动的不同反应。在投影片中我展示了一个军队反应的范围。最左边是对政权的彻底效忠,最右边是倒戈。在效忠与倒戈之间,有其他几种不同的反应。从左向右看,最左边的是第一种,效忠,指军队忠实地执行命令,保卫政权。第二种,如果军队稍㣲动摇一点,就会消极抗命。军队可能会有意怠惰,或有意误解上级的命令,也可能消极抗命,即表面保持忠诚,实际上不愿意执行命令,这种表里不一的方法可以降低军队的风险。第三种,选择性执行命令,指对政权而言军队变得不太可靠,他们选择性执行一些命令,忽视或拒绝执行另外一些命令。第四种,开小差,即擅离职守。第五种,完全不服从,即军队拒绝执行一切镇压反抗者的命令。他们不是擅离职守,而是有意公开对抗立场,但按兵不动。也就是说,他们不与政权合作,也没有表明倒向非暴力运动这一边。第六种,倒戈,即军队切割与政权的关系,转而支持非暴力运动,这意味着公开向政权挑战,参与推翻政权。

大多数研究都关注效忠和倒戈,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研究消极抗命和选择性执行命令等造成的影响,因为它们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如何起作用,如何让军队对政权效忠转向支持反抗者倒戈政权?我们对此了解不多。现在,我们首先对有关效忠和倒戈的文献作一个回顾。

演示五

研究文献主要显示了3类因素的影响:统治者会竭力保持军队对政权的效忠;非暴力运动则会竭力说服军队倒戈;其他影响军队倒戈的结构性因素也会起很大作用。

那么,统治者如何保持军队的效忠呢?最常见的手段是对不忠诚者进行威胁或惩罚。有时也使用激励手段,提供常规的或非常规的经济奖励。常规的奖励包括涨薪水,扩大预算,更新武器设备等等。这主要基于一种认识,即如果军队富有,就会更加忠诚,因为军队要保卫利益的提供者。非常规的将励往往是个人的或非法的,目的也是换取军人的效忠。比如给高级军官提供私人车辆,提供经济合同,让他们有机会以权谋私。统治者相信,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军队同样会对政权保持忠诚。统治者有时也会利用民族或宗教派别给军队提供相关利益,把彼此的利益进行捆绑,使其效忠政权。比如统治者从自己的宗教、民族或部落家族中选任军队首脑,以保证军队首脑基于身份的利益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在民族或宗教分裂的国家,政权会被优势民族或宗教派别所控制,军官也主要从优势民族或宗教派别中产生,基本上这些军队利益与政权利益是捆绑的,军队首脑会因为担心本民族或宗教派别的特权受到损害而效忠政权。

演示六

在统治者想方设法维持军队忠诚的同时,非暴力运动则想方设法摧毁军队的忠诚,说服他们倒戈。非暴力运动可以使用多种战术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提高军队效忠的政治成本,让军队知道镇压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代价不仅来自国内,还可能来自国际。军队支持独裁者会产生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制裁。这一战术的关键在于非暴力运动抵抗者要确保国际媒体得到镇压的信息并将信息传播出去。其次,提高军队效忠的道义成本。在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中,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下令镇压示威民众。当坦克开上街头时,一群神父、修女和信众跪在坦克前开始祈祷。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大多数军人也信奉天主教。当人们跪在坦克前祈祷并质问军人为什么这样对待人民和自己的信仰时,非暴力运动抵抗者的行为实际上将军队置于一种道德困境:如果效忠政权,执行命令,镇压民众,将违背人民和自己的信仰。非暴力运动还可以提高军队效忠的荣誉成本。非暴力运动抵抗者可以发出忠告:一旦政权倒台,你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最后,非暴力运动可以降低军人倒戈的个人成本。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例,很多公民为倒戈的军人提供帮助以逃避政权的迫害,比如给军人提供便装和资金让他们离开军队,给军人提供交通工具让他们躲藏起来,或者给军人提供出国庇护的机会。这些做法可以降低军人倒戈的个人风险,给军人更多的选择。

演示七

倒戈不会在真空中产生,而是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军队的结构设计就很关键。如果军队的使命是保家卫国,就较少有卷入内部政治斗争的可能;如果军人是被征召入伍,他们的忠诚度就相对脆弱,因为征召入伍有可能是被动的。宪法对军队地位的规定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宪法规定无论谁掌握政权,军队的资源和地位都会受到宪法保障,军队就不会担心失去利益,倒戈的可能性就更大。很多政治学家都指出,一个国家拥有自然资源,特别是极具价值的自然资源,也会对军队倒戈产生影响。比如,石油出口国可以利用石油带来的财富奖励军队。而石油进口国往往并不愿意对石油出口国进行制裁,以免给自己的石油供给带来风险。最后是国际关系和联盟的因素。如果统治者与其他国家有很强的联盟,盟友国家对政权的支持会让统治者表现得更强硬,使军队相信政权不会倒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更不容易发生倒戈。但我们也知道,国际关系往往会在瞬间改变,突然失去盟友国家的支持,政权就会变得脆弱,军队会认为统治者将要倒台,因而冒险反戈一击。

我们从研究文献中发现了以上10种不同的因素,对军队忠诚与否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哪一种因素影响最大?坦率地说,还需要更多地研究才能回答这一问题。但在阿拉伯之春中,至少有两种因素凸显出来。第一,军队是否获得财政和政治上的额外利益;第二,军队认为政权强大还是脆弱。这与国际社会如何反应直接相关。下面我会简单地说明这些因素是如何在阿拉伯之春中产生作用的。我不是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由于时间所限,我也不能过多讨论细节。但我认为,阿拉伯之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的视野:一系列革命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以及相似的条件下,但其结果却截然不同。在有些国家,军队和反对派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在另一些国家,军队保持对统治者的忠诚;还有一些国家,则出现了军队内部的分裂。为了更好地加以理解,我会简短回顾3个案例:在埃及,军队倒戈;在巴林,军队继续效忠;在叙利亚,军队内部出现了分裂。

演示八

我们先来看一看埃及。许多人都对埃及发生的革命有所了解。埃及革命受到了邻国突尼斯革命成功的影响。2010年12月,突尼斯一名街头小贩自焚抗议经济窘境。几天内,数千人被动员起来,最终引发了全国罢工。总统本·阿里试图安抚民众,承诺给予工作权和选举权等等,但为时已晚。2011年1月中旬,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意识到局面失控的本· 阿里放弃政权,逃往沙特阿拉伯。埃及民众密切关注着突尼斯发生的革命。2011年1月25日,埃及人也开始了示威游行,数万示威者聚集在开罗,抗议经济危机、警察暴行、官员腐败和政治压迫,要求统治埃及近30年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辞职。胡斯尼·穆巴拉克派军队镇压,但军队不仅没有镇压,反而保护抗议者免受警察与准军事武装的攻击。几天后,军队再次拒绝执行向抗议者开枪的命令。2月初,150万民众在开罗集会,要求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胡斯尼·穆巴拉克承诺不再连任,但民众不愿善罢干休,示威继续进行。2月11日,军队宣布支持抗议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宣布辞职。  

演示九

为什么在埃及的案例中军队会站在示威者一边?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与军队的经济激励有很大关系。在胡斯尼·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允许军队经营房地产和其他各种产业。他的基本思路是让军队发财,军队自然会对其效忠。但胡斯尼·穆巴拉克准备退休,让其子贾迈勒·穆巴拉克继位。贾迈勒·穆巴拉克和父亲对待军队的态度不一样,他计划推行经济私有化,这将使军队产业严重受损。因此,受经济利益驱动,军队选择和抗议者站在一边。他们让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使贾迈勒·穆巴拉克继任总统的计划成为泡影。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是整体倒戈,而不是个别军人倒戈。这意味着,没有军队执行镇压的命令。当然,胡斯尼·穆巴拉克仍然有忠诚的秘密警察部队,他们可以执行镇压的命令。但是,警察怎么可能逮捕和监禁军队全体成员呢?正因为这个原因,倒戈的军人没有后顾之忧。这里我还想谈一下国际关系的作用,特别是埃及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开始是支持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但是后来他撤消了对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支持,转而要求他辞职。这使军队相信,如果他们继续效忠胡斯尼·穆巴拉克,将可能失去来自美国每年1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因此,政治和经济成本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演示十

我们再看一看巴林,这是军队选择效忠政权的案例。历史上,巴林曾是英国的保护国。1971年巴林独立后,一直由哈利法家族统治。1973年,哈利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确保王室权力的同时,建立了国民议会。巴林国内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是巴林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什叶派穆斯林,而控制着国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哈利法家族是逊尼派穆斯林。下面是巴林宗教派别在人口中的构成。

演示十一

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意识到自己在住房、教育等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意识到他们比逊尼派有更高的失业率。在国民议会成立后,什叶派穆斯林没有在各政治机构中取得与其人口相对应的代表席位。在1970年-1980年代,这些矛盾时不时地引发抗议。因此,当巴林民众看到突尼斯、埃及发生革命时,他们意识到是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2011年2月,巴林民众举行抗议示威,要求停止酷刑、释放政治犯、自由选举,还要求中止政治归化。我在前面提到,哈利法家族是逊尼派,享有特权,他们任命逊尼派担任重要的军队官员。但是他们也知道,只有忠诚的军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忠诚的士兵。于是,他们开始从其他国家——比如巴基斯坦、也门、叙利亚、约旦——招募逊尼派穆斯林士兵。这些士兵可以获得经济资助和巴林国籍——即政治归化。哈利法家族让军队中绝大部分是逊尼派。所有这是引发2011年2月抗议示威的原因之一。巴林国王命令军队镇压,军队执行命令,造成很多抗议者被杀害。统治者对非暴力运动进行镇压常常会造成反作用。同样,在巴林,统治者对抗议者的镇压也使运动的势头进一步高涨,参加非暴力运动的人数不断增加,有雇员、教师、工程师、什叶派宗教领袖等等。有消息说,巴林整个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都参加了抗议示威。随着抗议示威的进展,运动从要求改革转向要求结束哈利法家族的统治。但军队保持了对政权的忠诚。要理解军队的忠诚,我们必须再回到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上。巴林的宗教派别特权使逊尼派军官从支持哈利法政权中获益。如果发生政权危机,什叶派很可能占上风,如果由什叶派组建新政府,逊尼派的特权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军队中逊尼派军官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政权倒台就意味着逊尼派利益的丧失,而那些从国外招募的士兵也会失去归化身份和经济利益。因此,维护现政权才能保证军队的利益。

演示十二

我还想谈一下国际社会的回应。当反抗不断升级的时候,巴林政府竟然请求国际盟友的支持。在巴林政府的请求下,阿联酋派出了500名警察,沙特阿拉伯派出了1,000名士兵支持巴林政府。而美国也没有采取明确立场,即没有支持巴林政府,也没有对巴林政府进行制裁,主要原因是美军第5舰队驻扎在巴林,美国不想拿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基地冒险。在巴林军队看来,国际社会的反应意味着现政权不会垮台,而非暴力运动也没有显示出胜利的迹象。因此,军队倒戈将付出高昂代价,他们选择继续支持政权。

演示十三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叙利亚。叙利亚和利比亚很相似,军队都出现了分裂。像其他中东国家一样,叙利亚也面临失业率高涨,生活水平下降,人权状况恶劣等情况。叙利亚人民生活在《国家紧急状态法》下已将近5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叙利亚政府通过戒严和镇压手段压制反抗者。2011年1月,一名叙利亚人模仿突尼斯小贩自焚,引发了小规模抗议行动。最初,抗议发生在外省,并且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镇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并且冲突日趋激烈。2011年3月,抗议示威已遍及叙利亚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随着抗议的扩大,军队的镇压也在升级。他们派出了坦克和狙击手清除街道,屠杀抗议者。但镇压使很多士兵感到不安。2011年夏初,一些士兵开始倒戈。随着镇压升级,数千名抗议者被杀害,军队倒戈的人数也在上升。2012年春天,大约有60,000士兵倒戈,占叙利亚军队的20%。现在这些倒戈的军人下落如何?一些人逃到外国寻求庇护,一些人受到公开处决,还有一些人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发动武装斗争反抗政权。我们知道的是,大多数军官仍然对政权保持忠诚。士兵反叛,军官忠诚,显示了宗教派别身份在叙利亚的作用。像在巴林一样,宗教派别身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演示十四

大约11%的叙利亚人是阿拉维派,他们属于什叶派的一支。大约74%的叙利亚人是逊尼派。但阿拉维派占据了政界、军界的重要职位。据估计,90%的叙利亚军官是阿拉维派穆斯林。原因很清楚,巴沙尔·阿萨德家族为了保持政权稳定,任命信得过的家族成员和同一宗教派别背景的人成为军队的高级将领,这就是我说的宗派特权。因为阿拉维派穆斯林控制着军队,政权与军队的命运相连,利益相互捆绑,所以军队不太可能反对政权。如果政权倒台,就意味着阿拉维派特权的丧失。与此相反,军队中的一般士兵则大多数是逊尼派,他们和逊尼派平民具有共同的身份。因此,当接到镇压命令时,他们陷入了道德困境:镇压自己人将付出高昂的道义代价。我要再次强调国际社会的作用。由于叙利亚军队不断镇压抗议者,丝毫不顾政治影响,也使国际社会产生了分裂。各国的反应显示了利益竞争,叙利亚只受到了最低限度的制裁。因而军队得出的结论是:政权很稳固,不会倒台。如果军队倒戈,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通过阿拉伯之春中的3个国家的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总结。

演示十五

演示十六

以前对军队倒戈的研究,着重点在军队倒戈如何成为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因素。但阿拉伯之春的案例则强调了军队倒戈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

第一个挑战在于,非暴力运动可能发展成暴力事件。也就是说,倒戈的军人很可能拿起武器,组织武装斗争反对政权,使非暴力运动转变为内战。利比亚和叙利亚就是如此。一旦内战爆发,非暴运动将失去并且难以再次获得对运动的控制权。

演示十七

第二个挑战在于,军队可能篡取非暴力运动的成果和声誉,因为他们的计划和目的可能与非暴力运动不一致。在埃及,胡斯尼·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军队临时控制局势,并实行多党选举,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总统。人们很快发现,穆尔西滥用总统职权,把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人民的处境没有改变。于是,新的非暴力运动出现,数百万民众再次奋起抗争,在军队的协助下,2013年7月,将当选总统才一年的穆尔西赶下了台。

演示十八

我们一直在探讨,埃及推翻穆尔西,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成功吗?有些分析家认为,埃及的非暴力运动与军队走得太近了;也有些分析家认为,埃及军队利用了非暴力运动。埃里卡·切诺韦思在最近发表的《军队改变立场不必然引发政治转型:以埃及为例》一文中写道:在埃及最近发生的动荡中……人们认为,非暴力运动与军队有太多的合作……在几天的抗议示威之后……埃及军方宣布,要将穆尔西赶下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有迹象显示,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和军队已合作数月。早在2013年2月,一些军队高层就与运动组织者私下会晤,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军队赶走摩尔西。这些信息表明,与抗议引发的倒戈相比,这更像是一次受到普遍支持的政变。

演示十九

非暴力运动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在埃里卡·切诺韦思看来,或许应该鼓励军队“完全不服从”,而不是倒戈。所谓完全不服从,是指军队按兵不动,保持中立,即不执行当局的命令,也不倒戈、不发起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因为失去了军队的支持,镇压的能力削弱了,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也就增强了,这是突尼斯发生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要警惕非暴力运动与军队有过多的合作。这不是说不应该与军队对话,而是要记住潜在的风险。显然,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因为军队的立场不可小觑。

演示二十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非暴力斗争中,运动与军队的关系对运动的结果具有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无论如此,我们都应该对两者的关系予以关注。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下面欢迎各位提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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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您谈到军队中的民族或宗教派别倾向有两种机制在起作用:一是军队整体采取行动,支持或反对非暴力运动;二是军队中一部分人会考虑运动是否属于自己所处的群体。是否能请您多谈一谈这两种机制的差别?

答:是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但是要考虑到当时存在的所有因素而做出抉择,这对处于冲突中的军队是很困难的。而我们作为研究者事后分析这些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则要容易得多。军队必须要在实际情况发生的当下做出决定,他们对运动一方的主观看法当然很重要,但同时他们也要判断倒戈是否会付出过高的代价。我认为,非暴力运动可以设法说服军队对运动的同情和理解。前面我谈到了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派别取向的重要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必要条件。非暴力运动可以基于人道立场,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关注,赢得军队的同情。是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但实际上,军队会考虑更多的因素:风险、成本,受到惩罚的可能性,镇压带来的道义代价等等。非暴力运动也应该对这些因此加以考虑。非暴力运动必须展示人性化的方面,这必然会激发军队对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情感反应。

问:我想问的是,军队在做出倒戈的决定时,军官与士兵有什么差别?您认为在埃及,经济上的激励对士兵和对军官同样重要吗?他们的动机是否一致?在埃及,军队绑架了政权,最后直接控制了政权。一般来说,政治和经济利益只能到达军官那里,士兵什么都得不到。但在您的演讲中,实际上是把军官与士兵放在一起考量的。这方面您是否可以展开谈一谈?

答:在半小时的演讲中,我不可能涉及所有的问题。但我绝对相信对军官和对士兵会有不同的因素产生影响。非暴力运动有很多可以展开研究的领域。当然,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历史地看,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研究与非暴力运动的研究相互借鉴十分有限。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非暴力运动领域的研究从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研究中借鉴和学习了越来越多的内容。我们看到军队倒戈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比如在菲律宾和在东德,有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很难有一种理论适合所有的案例。有些是士兵倒戈在先,有些是军官倒戈在先,倒戈可以是从上而下的,也可以是从下而上的,但很显然,上层军官与下层士兵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设想,如果经济激励只到达军官那里,那将不会对士兵产生作用。当然,军官下达命令,士兵执行命令,我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要有一些方法使我们的研究不趋于简单化。我这里只谈到了军队,但是在埃及,除了军队还有警察,在军队倒戈的情况下,如果警察保持对政权的忠诚情况会怎样?或者一支军队倒戈,而另一支军队保持忠诚情况又会怎么样?有比我演讲中涉及到的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能就影响士兵与军官倒戈的因素做一个比较,那再好不过了。我想,那些经济上的激励主要会到达军官那里,这很重要。在以上3个国家的案例中,士兵大概有不同的激励和诉求。你提到最近发生的埃及革命,身处其中的那些军官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希望有人能够采访那些军官,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公开他们和非暴力运动之间的某种默契。我认为,有些事情要特别谨慎。非暴力运动非常关注如何影响政权的支柱,因为这可以瓦解政权,给运动带来巨大的动力。但非暴力运动也必须特别小心,以免被军队利用,或因为军队介入而失去对运动的控制权。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谢谢你的提问!

问:我来自突尼斯,阿拉伯之春最初发生的国家。我有一个关于非暴力运动代价的问题,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国家里,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你觉得非暴力运动的代价是什么?

答:我没有很清楚理解你说的伤害和代价,但我想你是在问非暴力运动会给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非暴力运动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环境破坏方面的代价都要比暴力革命小得多。在埃里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斯蒂芬的著作和一些其他人的著作中提到,只要是变革就会有代价。即使是非暴力运动也对出现人身的伤害。但那些著作中描述的事实证明,非暴力运动的结果显示了较小的代价。因此,当一切结束后,社会将更容易走上正轨。我说更容易,而不是说那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暴力革命,通讯设施、交通系统等都会受到严重破坏,当一切结束后,重建国家的任务就要大得多。因此,我认为,在任何时候,冲突都有很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经济、基础设施的代价。但是毫无疑问,生命的代价与经济资源的损失在非暴力运动中要更小。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拿叙利亚、巴林、埃及做比较。各个不同的国家国情迥异,但从总体上来说,非暴力运动付出的成本最小。

问:您的演讲信息丰富,具有现实意义。谢谢!我从塞尔维亚的“欧特珀组织”及乔治·莱基有关政权支柱的研究中学到许多相似的东西。这些政权的支柱主要集中在军队、警察、行政、教育、宗教、媒体、商界等领域。我想我们有很多工具,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和利用这些工具?是不是可以利用公共舆论研究的工具,去研究发现,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警察、军队、宗教等组织转而支持民众?我甚至想,是否能利用“焦点小组”来探讨究竟是什么使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发生了转变?

答: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专制体制的错综复杂性。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政权是否会存在下去。这看起来和民主体制下的美国很不同。当然,美国警察也会有暴行,有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问题是,专制体制如何过度到民主体制?吉恩·夏普博士理论的基本模型(被许多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所采用)是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支持政权得以继续的支柱,就像你提到的,是警察、军队、宗教等组织。我认为,在这方面非暴力运动有很多赢得这些支柱的事情可以做,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让警察、军队对非暴力运动产生同情,这对任何运动都是有益无害的。我知道有一些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警察交流——不管是否使用了像焦点小组那样系统的研究——了解警察是否支持运动,但我没有特别研究这方面的内容。现在非暴力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很多领域需要研究,希望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资料整合起来,比如镇压一方和被镇压一方的资料。如果能有这种资料加上焦点小组,我们就可以了解更多军队、警察的思想动态。我们现在研究的局限之一,是有很少的研究者真正能有机会与倒戈的警察或军人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接到镇压命令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拒绝执行命令的时候又是怎么想的。有很多可研究的课题。在从专制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过程中,采用焦点小组做研究很有用,当然也还有改进的空间。

问:您和一些提问者都提到,在埃及革命中,军队支持非暴力运动的动机。军队上层肯定对运动给予了支持,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所以还是暂时不说为好。我想提出的是您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即埃及军队上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经济,这在埃及二次革命中有明显地表现。这给非暴力运动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巴黎公社,回顾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断,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它没有成功地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我们知道非暴力运动不在于摧毁,而在于让政权失去支持者。您认为现在非暴力运动领域的学者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运动不仅要考虑如何让政权失去支持者,还要考虑如何从根本上确保未来的民主制度?

答:你的想法很棒,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缺陷是,过多着眼于怎样推翻旧政权,而没有重视如何重建新政权,以及在未来的新政权下,如何确保旧政权的支柱能够彻底改变成为新政权的基础,而不是成为新政权的问题。这一点也是非暴力原则性非暴力两派争论的问题之一。实际上,我不太喜欢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它不能真正反映非暴力运动。这令我想到甘地,甘地不只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要重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要改造旧政权的结构,使其成为新政权的基础。在新政权下,可能旧的机构已经改变了,但它的结构没有改变,所以仍然可以对人们产生消极影响。我想,在对战略性非暴力的局限性以及原则性非暴力的实效性方面会有一些积极的对话。希望这些对话明确一点:我们不仅要推翻旧的统治者,还要考虑军队的因素,也许我们还要重新思考军队的定义,即军队的职能应该是保卫边界、保卫人民,而不是维护某个统治集团。我希望未来的研究着重于长期的转型,不只是推翻旧政权,而是致力于更广泛的结构性的转变。埃及的二次革命表明,局限于赶走独裁者,并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变革,并转向民主体制。只有在稳定的民主转型中,非暴力运动才不会对军队的动机感到担忧。我希望人们能够铭记这一点,并能做更多的研究。

注:战略性非暴力是指相信非暴力运动是一种手段,运动组织者之所以使用这种手段是因为非暴力运动更有效。

注:原则性非暴力是指相信非暴力运动是一种信仰,组织者一般因为宗教或者道德等原因认为使用暴力是不道德的,即使非暴力运动会导致运动失败,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问:我理解军队是的非暴力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但在军队和非暴力运动联手后,有什么手段可以控制、限制军队对非暴力运动的负面影响?

答:我想我们可以回到上面提到的军队反应的问题上。我们总是着眼于军队的倒戈,着眼于如何让军队站在非暴力运动这一边。我认为,我们更应该着眼于让军队采取“完全不服从”而不是倒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运动和军队结盟,可能会产生很多风险。比如,如何让军队按兵不动,保持中立?我不太清楚非暴力运动应该怎么做,但突尼斯的案例值得探索。和埃及不同,突尼斯的军队没有卷入冲突,即没有参与推翻政权,也没有镇压运动。突尼斯的军队认为,这场危机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事,与军队没有关系。在突尼斯,军队基本上置身事外,他们的职责是保卫边疆、保卫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而不是保卫政权。当非暴力运动展开的时候,军队并不在现场,他们撤到边疆上。军队其实与政权和非暴力运动都保持了距离,他们不站在任何一边。对政权来说,它不能用军队镇压民众,因为军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对非暴力运动来说,他们可以保持对运动的领导权,努力达成运动的长远目标,而无须担心军队的问题。突尼斯的情况反映了军队结构的设计问题。这是非暴力运动应该追求的结果:赢得军队的支持,意味着激励他们拒绝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而不是激励他们争夺对运动的控制权。因为军队加入非暴力运动可能会成为更大的问题。我不能只是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突尼斯的案例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想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使非暴力运动可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避免埃及的情况再次发生。

问:我很喜欢您的演讲,我想请您展开一下您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那就是关于甘地的原则性非暴力和战略性非暴力之间的区别。我正在从事有关甘地的写作,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见解。

答:我想这很值得讨论,最好汲取二者之所长。有些人倡导战略性非暴力是因为他们认为永远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将非暴力作为一种信仰,让每个人都秉守原则性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理念。非暴力运动需要更多的民众自愿加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或许通过认可非暴力的有效性,因而思考其背后的非暴力信仰的问题。我倾向于相信,当埃及民众决定要推翻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的时候,人们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民众的参与确实很重要。在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谈论甘地、马丁·路德·金倡导的非暴力背后的哲学思想。战略性非暴力并不意味着认可(原则性非暴力)的政治理念,关键是要达到运动的目标。很显然,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困难的,将独裁者赶走只是关键的第一步,运动不能到此就止步。我相信那些倡导和践行战略性非暴力的人因为学习甘地而受益良多。当然,吉恩·夏普博士的理论模型也是建立在甘地思想的基础上的。我不愿意只是说,甘地如何教人们非暴力原则和方法,实际上他是一位极具眼光的战略家,他能够将原则性非暴力和战略性非暴力相结合的少数人之一。但是我们往往错过甘地思想的几个要点:如果没有经济独立,继续保持旧的文化制度,像种姓制度,就算政治上独立了,人们仍然会受到奴役。甘地认为,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同时做出改变。他强调的是建设,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摧毁一个旧的社会制度同样重要。如果两者一并实现,向新社会的过渡就会容易很多。就像甘地所践行的那样,抵制英国货,倡导自给自足,建设本土经济。一旦赢得政治独立,也具备了基本的经济设施,这将使社会的转型更为顺利。我认为在原则性非暴力和战略性非暴力上人为制造界限,会使我们忽略这些真正的战略要素。作为一个长期的民主目标,要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两方面着手,从而促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人权,也许还要改变文化意识。我愿意看到更多的战略方针和甘地的建设性方案一体化。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甘地提倡的“真理之路”的整个概念——要看到对手的长处,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革命的重大时刻,很难将消息传播出去。但仍然有很多可以做,我们可以将建设性战略和推翻统治者的战略结合起来,那将在向民主及人道社会结构转变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谢谢!

 

(本演讲发表于2013年11月13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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