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非暴力冲际中心网络研讨会。我是派屈克。今天的演讲者是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她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运动、非暴力抵抗和宗教。她著有多篇论文和3部著作：《非暴力革命：20世纪末的公民抵抗运动》、《犁头运动中的宗教和抗争》、《灵魂的信念：中美洲团结运动的宗教、文化和机构》。其中《犁头运动中的宗教和抗争》一书获得美国社会学会颁发的2009年杰出著作奖。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现在欢迎她为我们做演讲。

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谢谢！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这一主题做一个演讲，因为一直有比较少的人关注非暴力运动的失败案例。众所周知，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圣雄甘地向世界证明了非暴力抵抗的成效。从那以后，历史见证了非暴力运动如何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推翻了暴政。很多研究都以详实的证据证明了非暴力运动的作用和非暴力如何发挥作用。然而，大多数人关注成功的案例，却忽视了失败的案例。我认为研究失败的案例也很重要。

我关注失败的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有助于我们了解导致运动失败的内部问题；第二，有助于我们分析政府为维护权力采取的对策；第三，反思非暴力运动如何预见与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集中讨论3个没有成功改变政权的非暴力运动的案例。

这3个案例包括：

1. 1989年，中国天安门的民主运动；

2. 1987年-1989年，巴拿马反对曼努埃尔·诺列加军政府的运动；

3. 1985年-1992年，肯尼亚反对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运动。

亨利·戴维·梭罗和甘地奠定了非暴力运动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政权的统治必须基于民众的支持，这一理论改变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认识。许多人相信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统治精英手中，民众相信统治精英代表人民的利益制定法律、统治国家。但当统治精英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日益腐败和专制时，会有几种方式导致政权的改变：在民主政体下，人民可以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当合法选举无法进行，或寻求改变的制度机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或顺从统治者，或以暴力推翻统治者。换句话说，在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中，使用的是暴力的力量。非暴力运动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非暴力抵抗者相信，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和支持。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博士指出：人民可以认可统治者的权力并予以合作，也可以收回认可并拒绝合作。如果人民选择后者，没有必要用暴力推翻政权。因为失去广大人民的支持，统治者就会失去权力，政权就会随之跨台。

那么人民都拥有哪些权力呢？

1. 拒绝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2. 拒绝与政府合作，不服从其制定的法律；

3. 拒绝为政府工作。人民可以通过罢工等手段不为政府工作。当罢工全面展开，经济受到破坏，政府就无法正常运转；

4. 挑战政府的意识形态；

5. 拒绝购买政府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对物质资源的控制也是一种权力，如果人民拒绝向政府交税或购买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将失去财务来源；

6. 削弱政府安保部队的力量。政府依赖安保部队（警察、军队等）来惩罚挑战权威的民众。安保部队可以决定是继续保持对政府的忠诚，还是站在反抗者一边。如果安保部队拒绝执行命令，或转而支持反抗者，政府就会失去惩罚反抗者的能力。

人民具有以上权力，如果人民决定使用这些权力，统治者就难以继续统治。

吉恩·夏普博士指出：如果人民拒绝与政府合作，坚决采取不服从和不合作的态度，统治者就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管理资源……人民不遵守法律，工人罢工，导致经济瘫痪。各机构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人和警察在镇压时消极怠工，甚至发生兵变。如果人民在足够大的范围内长时间持续这样的抵抗，统治者就会失去权力……它们的统治就会终结。

在许多国家，民众使用战略性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推翻了专制政府。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在恩 ·夏普博士的理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首先，吉恩·夏普博士强调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服从与合作。但是，统治者的权力也可能来自国际社会，比如其它国家的政府或全球经济体系。

其次，吉恩·夏普博士没有着重强调政府的对策。就像下棋一样，输赢不只在于一方的棋艺，而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对中国、巴拿马和肯尼亚发生的非暴力运动做一个简短的回顾，然后就运动内部的困境及其政府的对策做一些分析。

我们先从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开始。

这场民主运动实际上从198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北京有很多大学生开始讨论民主和日益凸显的经济腐败、政治迫害等问题。学生们等到了一个采取行动的绝佳时机：1989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学生通过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公开聚集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并迅速组织了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作为运动的协调机构。“高自联”的第一步行动是宣布罢课。对此，政府开始反击，官媒《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抹黑学生“制造动乱”。被激怒的学生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并获得了数十万民众的支持。但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让步。5月中旬，学生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绝食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反响，上百万民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但这时候，学生运动的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一些学生领袖主张停止绝食，与政府谈判；另一些学生领袖则主张采取更为激进的战术。最后学生采取的战术之一，是争取军队的支持。

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刚开始不久，就有20,000军人进驻北京，争取军队的支持是很有希望的，特别是有些军人的朋友和亲属也参加了运动。学生恳请军人保护人民而不是镇压人民，这一招初见成效，一些警察和军人与学生一起游行，还有一些警察和军人拒绝对学生采取镇压手段。5月20日，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宣布戒严，军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市民迅速设置路障，包围坦克。几天后军队被迫撤退，运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这一势头被运动内部日益加剧的分歧所破坏。学生中有北京和外省之争，北京的学生中又有和谈派和对抗派之争，还有学生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学生认为自己是运动的先锋力量，工人的加入并不总是受到欢迎。这些分歧和矛盾使得民主力量不能统一行动，导致运动的停滞。除了内部分歧，他们还面临外来军队的镇压。

1989年6月初，30万军人开进北京，市民再次挺身阻拦坦克。由于愤怒的情绪，一些市民开始失控，非暴力原则被打破。市民向坦克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军队奉命使用武力清场。这次，军人遵守了命令，在清场过程中数千人遭到屠杀。军队6月4日凌晨抵达天安门广场，命令剩余的学生离开。学生以投票的方式最终决定离开。25分钟内学生撤离，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结束，民主运动宣告终结。

第二个案例是1987年-1989年巴拿马反对曼努埃尔·诺列加军政府的运动。

诺列加将军1983年开始掌握政权。上台伊始，他就因贩卖毒品、洗钱和买卖军火受到马拿马民众的反感，但当时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抵抗。1987年夏天，诺列加迫使军区参谋长罗伯特·迪亚兹·埃雷拉退休。此后，埃雷拉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谴责诺列加选举舞弊，在飞机上放置炸弹企图杀害巴拿马前领导人等。这一公开谴责引发了民众对诺列加政府的愤怒情绪，许多政治家从议会走上街头，数千民众前往响应，诺列加随后派出防暴警察驱赶人群。然而，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抗议者，示威游行继续进行。巴拿马商会领袖奥雷利奥·巴里亚从这些示威游行中看到了希望，他认为，人民可以通过非暴力斗争推翻诺列加政权。为此，他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反对曼努埃尔·诺列加军政府的非暴力运动。很快，专业人士、商人、神职人员、工人和数百个民间团体加入了这一斗争。在之后的几天里，巴拿马民众每天中午和下午定时用敲打锅碗瓢盆、吹响号角、挥舞白布的方式表达对曼努埃尔·诺列加政府的抗议。紧接着，非暴力团体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987年7月，数十万巴拿马民众身着运动的标志服装——白色衣服走上街头。在示威游行经过的路线，人们在窗台和阳台上挥舞着白色毛巾和床单以示支持。运动还发起了总罢工，造成商业活动停止，银行关门。银行关门对经济的冲击很大，据估计，外国投资者撤走了30亿-40亿美元的投资。地方商业领袖也纷纷拒绝纳税。短短数天内，诺列加政府就元气大伤。

曼努埃尔·诺列加的对策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中止宪法，审查报纸，命令军队占领首都。但是民众没有退缩，而是继续罢工，继续每天敲锅碗瓢盆、吹响牛角、挥舞白布。教堂还举行了特别的弥撒，数千民众来到教堂，与拥有自动化武器的军队对抗。军队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鸣枪，直升飞机在教堂上方低空盘旋。同时，参与非暴力运动的商界领袖开始遭到报复：贷款被停止，进口许可被取消，时常受到突击审查，商铺和工厂在纵火和爆炸中被摧毁——这些直接压力没有产生结束斗争的效果，于是诺列加政府改变对策，挑拨运动内部的矛盾，使其分化。政府宣称运动领袖是富豪，发动运动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才真正代表穷人的利益。政府还利用巴拿巴存在已久的族群问题，声称运动领袖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在背后操纵运动的美国勾结，以达到控制马拿马运河的目的。政府的挑拨并没有奏效，因为巴拿马各族群、各阶层以及各意识形态的民众都希望诺列加政府倒台。于是，政府又采取了两种有效的对策，最终控制了局势。

一是保持巴拿马安保部队对政权的忠诚。他允许安全部队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敛财，还批准他们从借道巴拿马移民美国的古巴人那里索取高额贿赂，每个签证收费3,000美元-10,000美元。虽然安保部队中也有反对诺列加的呼声，但是获得利益的安保部队并未出现兵变。

二是应对国际制裁，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1987年末，美国取消了对巴拿马8,000万美金的援助，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巴拿马进行制裁。1988年，美国佛罗里达法院大陪审团以“贩毒罪”起诉了曼努埃尔·诺列加，冻结了巴拿马政府在美国银行30,000万美元的资产，暂停美国企业向巴拿马政府缴纳11,500万的税赋。同年3月，美国宣布停止与巴拿马的进出口贸易，冻结巴拿马政府在美国金融机构的所有资产。诺列加政府因为缺少资金，无法为150,000政府工作人员支付薪水，但安保部队例外，政府总是优先确保安保部队可以得到薪水。为了解除财政危机，诺列加政府开始寻求其它国家的支持。

此后，曼努埃尔·诺列加从反对美国的国家中获得了支持。在投影片右边这张图片中，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紧紧握住诺加列的手臂，象征着他们的团结合作。诺加列还获得了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支持，利比利亚向诺列加政府提供了2,4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古巴则帮助利比亚印刷货币。这些援助让曼努埃尔·诺列加政府得以喘息。

虽然巴拿马的非暴力运动还在持续，但最终没有能够颠覆诺列加政府。诺列加仍然盘踞高位，直到1989年12月，美国政府对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数小时内打败了巴拿马国防军。几天之后，曼努埃尔·诺列加被押送到美国迈阿密，接受“贩卖毒品罪”和“洗钱罪”的指控。

最后一个案例是1986年-1992年肯尼亚反对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运动。

1978年，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掌握了肯尼亚政权。莫伊是肯尼亚少数族群卡伦津族人，从掌握政权开始，他就有计划的从政府中清除占肯尼亚多数人口的基库尤族人，用卡伦津族人取而代之。接着他加强了对安保部队的控制，并限制民众集会的权利。1982年，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使莫伊所属的执政党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莫伊还加强了镇压手段，包括使用酷刑。

反对莫伊的非暴力运动始于1986年，这年2月，首都内罗毕大学的学生举行了罢课，政府严令学生复课，遭到抵制，数千人举行集会表示抗议。防暴警察驱散了人群，逮捕了数百人，一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当校园抗争遭到镇压时，肯尼亚教会的牧师通过布道谴责政府，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批评者。教会也迅速成为国际记者的信息中心。记者从教会获取信息，他们的报道使更多人了解到肯尼亚的政治局势。1986年-1987年，共有40,000肯尼亚人举行了超过100次罢工。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政府随后加大了对反对运动的镇压力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特赦等组织公布了肯尼亚恶劣的人权记录。1991年，肯尼亚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国际社会决定暂停数亿美元对肯尼亚经济改革的援助。严重依赖国际援助的莫伊政府决定通过稳定经济来保持权力。他宣布将在1992年举行多党制大选。反对派立即组织了民主促进会。但是第一个可能迅速取胜的机会因反对派内部分裂而烟消云散：民主促进会一分为三：一是多民族组成的联盟党，二是基库尤族人组成的政党，三是北部地区基库尤族商业领袖组成的民主党。

在反对派开始分裂时，莫伊正在积极筹备大选。首先，他在1992年初挑起被称为“族群毁灭”的族群冲突，导致1,500人死亡，300,000人无家可归。有证据表明，政府为挑起冲突的袭击者提供了武器和资金。但莫伊则宣称，是多党制加剧了族群仇恨，暴力将毁灭肯尼亚。其次，莫伊与肯尼亚的各援助国制定了一个选举的“C减计划”。这个计划可以阻止反对派阵营的集会，为反对派在预选中设置障碍；拒绝反对派领导人进入一些地区，使反对派没有机会与当地选民接触；建立选举委员会，拒绝上百万年轻人注册投票；拒绝像“国家选举监督团体”这样的选举观察组织对选举进行监督；反对派直到选举日的前两天才有机会接触国家控制的媒体；一些反对派候选人受到阻挠，无法提交提名文件等。这意味着莫伊政府的候选人将自动获得议会席位，帮助莫伊赢得大选。

莫伊的这一对策，使他不必在选举日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他已在预选中做足功夫，必然赢得此次选举。

即便选举背后存在大量违规操作，但在投票站表现得并不明显。国际观察家看到的是，人们踊跃投票并很少受到明显干扰。选举的结果是反对派赢得了大概三分之二的选票，但这些投票被分流到了反对派的3个不同政党，导致莫伊仍然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得以继续执政。

很多分析家批评反对派，认为他们陷于族群冲突，内部分裂，造成大选失败。而另一些分析家则认为，即使反对派团结一致，也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莫伊采取了系统性的对策，并且在大选日之前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莫伊的巧妙对策使各援助国认为，选举是公平的，可以恢复对其经济援助。选举观察家知道其中有很多问题，但最终选举结果被多数国家认可，认为达到了“C减计划”的要求，国际社会恢复了对肯尼亚的援助。莫伊继续担任总统，成功地控制国家权力近四分之一世纪，直到2002年退休。

这3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非暴力运动战略计划和各种公民力量的兴起，并不足以达到运动的目标。公民力量可以限制权力，可以拒绝服从与合作，可以不购买政府的资源和服务，但不一定能够推翻政府。在我看来，肯尼亚的非暴力运动主要是被对手的阴谋挫败的，反对派内部的矛盾使他们无法找到合作的共识。仔细观察中国政府、巴拿马政府和肯尼亚政府，除了镇压之外，他们都采取了以下3种应对手段：

1.分化非暴力运动；

2.保持安保部队的忠诚；

3.消解国际制裁。

我稍微着重谈一谈统治者是怎样分化非暴力运动的。曼努埃尔·诺列加和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都着力于在非暴力运动内部制造紧张关系。但由于诺列加本人的声誉很差，多数巴拿马人并不信任他，所以他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莫伊则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这两个国家都存在长期的族群矛盾，为什么肯尼亚的莫伊打族群牌获得了成功，而巴拿马的诺列加却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诺列加没有操纵族群矛盾的更多手段，而莫伊在挑拨族群冲突，导致上千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的同时，还反复宣传，如果占人口多数的基库尤族人如果选举获胜，将加剧族群冲突，使得反歧视情绪在肯尼亚少数族群中陡然高涨。已经出现的暴力冲突也使人们相信族群间的对抗会更加激烈，合作将会非常困难。另一个原因是，在巴拿马，所有族群都深受苦难，社会地位都很低，人们团结一心要把诺列加政权赶下台。但在肯尼亚，一些阶层和族群因受到政治压迫而反对莫伊，另一些阶层和族群却担心莫伊倒台会失去既得利益。比如安保部队和享有特权的族群不愿意加入反对派阵营。

统治者保持安保部队忠诚的应对手段，在这3个案例中都很突出。

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比较成功地在少数族群卡伦津族人中发展势力，因为他自己就是卡伦津族人，他通过保障卡伦津族人的利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換句话说，卡伦津族人因为自己得到利益而对政权保持了忠诚。曼努埃尔·诺列加则采用了更缜密的手段来保证安保部队的忠诚：第一，他告诫安保部队，对他本人的攻击就是对整个制度的攻击，军队中没有人想消灭这个让他们享有特权的制度。第二，凡是他怀疑不忠诚的将领都会被调去守卫边防，或提前退休。而那些坚定的效忠者和支持者则会得到晋升。第三，他残酷镇压试图反对他的人，并施以重刑。诺列加曾将涉嫌政变的10多人判刑20年，并将他们关押在没有光线和厕所的地牢里。中国的案例则显示了另外一种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手段。事实表明，中共意识到驻扎在首都北京附近的军队有可能靠不住，因此，从北京以外的边远地区调集了多达30万的军力。由于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这些外来的军人没有受到示威者的感化，也不清楚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有些研究甚至认为，大量部队来自内蒙古，这些军人不会讲普通话，不能与和平示威者沟通，也不可能质疑上级暴力清场的命令。

这些案例表明，安保部队如果担心失去某些利益，就会保持忠诚。巴拿马的精英极少反抗，是因为经济利益。肯尼亚的安保部队保持忠诚，也是因为利益，如果当权者不能给予利益，安保部队就没有必要维护政权。

现在我想谈一谈消解国际制裁的问题。有分析家认为，经济制裁通常并无效果，因为统治者可以采取行动降低制裁造成的影响，包括寻找新的市场以挽回损失；重建国内经济，更加独立自主；依赖盟友提供经济援助等。从巴拿马和肯尼亚的案例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两种消解国际制裁的手段：诺列加宣称，美国制裁巴拿马，目的是要控制拉美国家，由此赢得了新的盟友。尼加拉瓜、古巴、利比亚等国家都向巴拿马提供了援助，他们认为诺列加在道义上值得尊敬，因为他对美国的干预进行了反抗，他们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莫伊对制裁采取的对策则不同。他的方法是让外界以为他尊重援助国的意愿，并愿意让步实行多党制大选。事实上，他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改变制度，只是通过选举计划就使援助得以恢复。选举计划的过人之处在于甚至不需要篡改选票就设计安排好了一切。莫伊的计划设计得很巧妙，大选日前不久才来到肯尼亚的国际选举观察家难以察觉到其中的计谋。这使得国际社会以为肯尼亚的选举足够公平，从而恢复了对莫伊政府的援助，使得莫伊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肯尼亚所谓的民选总统。像诺列加一样，莫伊使用不同的对策将制裁变为对其统治的有利因素。

除了以上提到的政府的对策以外，这3个国家的运动内部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运动内部的分裂。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部分学生领袖主张谈判，而另一部学生领袖主张更激进的对抗。这导致民主运动各派浪费时间互相争斗，难以采取一致行动。分裂还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产生。在中国的案例中，如果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就可以加强运动。但学生忽视了工人的力量。发起运动的北京学生与外少来声援的学生之间也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在他们之间造成极大的不信任，使运动在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第二，无法坚持非暴力原则。每一个案例中都在一些时候，示威抗议的民众被仇恨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使统治者找到戒严和镇压的借口，也使保安部队担心以后遭到清算而不愿背叛政权。

那么非暴力运动应该如何防止这些问题？

第一，坚持非暴力原则。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比如菲律宾和东德，运动的领导者会用非暴力行动方法反复培训行动者。告诉行动者如何在出现激愤情绪时保持冷静，以免造成政府镇压的借口。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的培训，行动者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遵守非暴力原则。

第二，避免运动内部分裂。运动领导者可以强调运动的共同目标是让统治者下台，是促成政权的改变，从而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无视区别，而是强调把政权改变放在第一位。如果确实有目标上的不同，就应改变战略，比如从对抗变为谈判，因为这种战略的改变很可能在统治者预料之外，因此它往往相当有效。为了避免族群、地域等冲突，应该强调团结合作才是取胜的法宝。如果目标是政权改变，那么所有民族、宗教、地域的运动团体都必须团结起来。还有一个办法是让不同的运动团体自主行动。有研究表明，这也是很好的战略，因为政府很难扼杀一个去中心化的运动。但中心化的交流网络依然必不可少。

第三，促使安保部队倒戈。以上案例显示，安保部队往往因为利益而保持忠诚，因此，运动需要增加安保部队忠诚的成本和代价。换句话说，要提高对安保部队成员倒戈和反叛的奖励。有很多机制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之一是使其付出政治代价。在一些国家的民主运动中——比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运动团体警告安保部队，如果执行上级镇压运动的命令，造成流血事件，将会成为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遣责。运动还可以使安全部队付出更高的道义代价，强调镇压者将作为腐败政权的支持者载入史册，后人将会看到他们是镇压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刽子手。

最后，审慎而明智的判断国际干预。在巴拿马和肯尼亚的案例中，那些想要帮助当地斗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支持者，都不经意地对运动造成了一定程序地破坏。许多国际支持者相信国际制裁的积极作用，但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国际制裁有时存在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当强大的国家，比如美国对独裁者实施制裁，可能使独裁者找到新的盟友，让独裁者形成联盟；二，在肯尼亚的案例中，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面临国际援助的撤回表示了妥协。这本来是一个赶走莫伊的大好时机，但当援助国相信莫伊政府的大选是公平的时候，这个机会就丧失了。其实，只有肯尼亚人民才有权判断这个大选是否合法、公平，而不是由那些西方国家做出决定。总之，在外部干预中，国际活动家获得了过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是不是国际干预总是对非暴力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呢？当然不是。但有一条是明确的：不论国际活动家在本国运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国人民才应具有最大的决定权——决定实施制裁的时间、地点和手段。

总之，要真正有效地开展非暴力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不仅要制定精明的战略计划，还需要对政府的反击对策制定应对方案。在这里，我比较多地强调了政府为维持权力而惯用的一些手段，和运动内部通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然而，我必须明确指出，没有一个战略可以保证运动取得成功。即使计划缜密、周详也存在不可控因素。由于事态会随时发生变化，非暴力运动在斗争的环境中解决这些问题也很困难。但我希望我的演讲，可以更明确一些关键因素和困难，如果这些关键因素和困难得以解决，非暴力运动取得胜利的机会就会更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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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为什么只有这几个案例？它们能代表全部失败的非暴力运动吗？

答：肯定不能。我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一切。我的整个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非暴力运动面临的常见问题，观察政府的对策。我们通常认为政府对待运动的方法就是镇压，他们确实依赖镇压，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它对策。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指出一些常见的政府采用的对策，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内部存在的问题。这并不能概括一切。我希望这个研究可以给未来的研究者以启发，他们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肯定有一些问题是我没有涉及到的，因为案例很有限，但我相信这为未来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

问：您怎样定义失败？成功一定是以某个特定时间政权的改变为标准吗？一些重大的改变是否也算成功？比如肯尼亚2002年-2003年终结了一党专制的长期统治。

答：是的，我简化了成功和失败的定义。我简单地将成功定义为政权的改变。这当然排除了很多东西。有人在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时提出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改变的新政权并没有带来社会变革，我们还可以称之为成功吗？”是的，有时候独裁者被赶走，民选总統上台，却没有带来普遍的变革，因此我的定义存在局限。我有意这样做，因为建立一个新政权的过程和赶走旧政权的过程是不同的。失败的定义也是如此。比如肯尼亚使多党制合法化，也进行了多党制选举，这是运动取得的成果，但它的选举确实也不是完全、公开的选举程序。抵抗运动如此重要，它有时会迫使独裁者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简单地定义成功和失败并不公允，它不能反映运动的一些重要成果，虽然它也往往沒有达到让独裁者下台的目标。因此，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准确地描述，我只是将评价的重点放在政权改变，让独裁者下台这个目标上了。

问：谢谢您精彩的演讲，内容很丰富。我感兴趣的是国际层面，从国际制裁等方面来看很重要，还有刚才您对成功与失败的界定。我常想，天安门大屠杀实际上导致了1989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瓦解。

答：要明确衡量天安门事件对东欧和前苏联瓦解的作用是很困难的。当然，如果能采访戈尔巴乔夫，那再好不过了。确实有证据显示，东欧的领导人向中共请教过如何中止东欧的非暴力运动。中共能终止反抗，东欧该怎么做？这里的关键在于，东欧面临的情况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我们不能再干预这些事件。东欧政府其实也想向中共那样实施严厉的镇压。不过，中共的镇压成功了，而东欧却没有成功。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东欧的安保部队拒绝执行命令。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东欧的大部分军人主要是义务兵，有些刚刚应征入伍，他们不想镇压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参加的反抗运动。更何况他们很多也是普通民众出身，对同样的社会问题感同身受。我们当然不知道一些军队高级将领或政府要员在1989年如何商讨结束反抗运动的问题。有的国家可以阻止运动的发展，有的国家却做不到，这里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比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非暴力抵抗运动可以不断地从其它成功和失败的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

问：当政权控制了所有的技术，比如封锁互联网，阻止信息传播……怎样整合媒体，把消息传播出去？

答：我希望我有答案。这是一个很大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政府控制了媒体，被派往北京进行镇压的军人甚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的民主运动也无法与其它地方的力量彼此呼应。在其它一些国家，有更多的独立媒体向政府施压。比如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有独立媒体进行报道，使可能发生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阿拉伯之春”中，也有多种形式的媒体，既使在埃及政府封锁了互联网，屏蔽了手机短信服务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能把消息传播出去。希望有媒体专家对此进行研究，找到更多为非暴力运动传播信息的好办法。我提到的这些案例都发生在1980年代-1990年代，那时的技术手段与现在很不相同。对于当前的运动怎样利用国际社会的媒体资源和各种技术，我们还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问：我认为对行动者和活动家来说，最好能多花点时间考虑应对安保部队镇压的方法。直接地说，就是考虑警察和其他人将来的退休金问题。我认为这方面的考虑欠缺，非暴力运动在如何与警察结盟方面没有投入足够精力。您的意见如何？

答：我完全同意。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想更多地理解在什么时候可以建立起抵抗者与安全部队的联盟。通常，人们认为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一些非暴力运动中——比如橙色革命——活动家与安全部队成员接触，说服他们新政权会解决他们的低收人及退休金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在一些研究著作中，也强调了安全部队倒戈的重要性。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胜利的机会就会大很多。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这是个新的研究领域。对安保部队来说，他们会算计利益得失，非暴力运动可以考虑从这个地方着手与他们结盟。我们没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我想你是对的，但做到这点很难，特别是当镇压已经开始的时候，就更难跨过这一步。我希望将来的研究者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使非暴力运动可以从中获益。

问：这3个案例都提到了政府如何保持保安部队的忠诚问题，主要是看他们的利益是不是有所得失。人们可能害怕因为族群冲突而失去既得利益，也可能担心失去工作。但另一面，您认为运动怎样才能更好地强调和承诺革命成功后这些群体的利益呢？

答：这涉及多方力量。非暴力运动方面要说服安保部队与其结盟，政权也会尽力保持安保部队的忠诚。还有些结构性的因素，比如最近发生的埃及革命，军队确实与抗议者结盟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发现经济因素确实起了作用。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穆巴拉克准备让他的儿子继承总统的职位。他的儿子则计划将军队产业私有化。埃及军队本来不仅是国防力量，还拥有大量的产业。穆巴拉克的儿子上台将意味着军队丧失这些产业。军队和经济结合的结构性因素很复杂，这方面缺少研究。是的，军队要算计得失：保持忠诚有什么利益，与抗议者结盟又会有什么利益。不仅是非暴力运动要怎样做，还有政府会怎样做，加上结构性因素，比如军队的类型及士兵与军官的比例等。非暴力运动必须看到大局，找到最好的战略时机。简单地表明获得的利益和失去的代价并不够。有一些活动家确实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非暴力运动给倒戈的军人提供便装，给他们钱让他们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困难的是，非暴力运动必须弄清楚安保部队的利益所在，既使军人、警察并不相信政权有多么好，他们可能仍然会对政权保持忠诚。这很复杂，这与政权与运动双方的利益和威慑，以及结构性问题有关。

问：您提到了阿拉伯之春，您如何看叙利亚革命？叙利亚的军队倒戈更难、更复杂。您对此有何见解？

答：叙利亚的问题是很复杂，它们的宗派问题很特殊，许多军官来自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特权，对统治者保持忠诚。士兵则大多数是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他们不想镇压民众，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与被镇压的民众相似。总的来说，埃及的军队是整体与反抗者结盟，但叙利亚则是个体结盟。这显示了宗派分离，很可能导致内战争。必须认真对待种族和宗派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叙利亚军队都享有种族和特权。有些人会分裂，有些人会团结。当分裂发生时，会出现属于不同群体的军队，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军队会相互斗争， 这将成为内战的根源。我认为宗派问题在叙利亚是个严峻的问题，和埃及的情况大为不同。

问：让我们把两个有关暴力的问题合在一起：以南非种族隔离为例，您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不是也从暴力斗争中获益？就安全部队的倒戈而言，有可能引发非暴力革命中的暴力行为吗？

答：第一个问题，当存在非暴力运动的同时，又存在暴力的武装力量开展斗争的情况下，是不是非暴力运动会从中获益？我并不能给出满意的答复，但确实有可能。在美国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比马尔科姆·艾克斯领导的斗争显示出更和平、更理性的一面。有人据此认为马丁·路德·金更受欢迎、更具影响力，我想这是把运动的结果混为一谈了。事实上，国际社会更支持非暴力运动，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愿支持暴力的武装斗争，因此，非暴力运动更容易受到声援。但我们并不清楚，在什么时侯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声援会起作用或起反作用。安保部队的倒戈属于安全事务，很难说将会怎样发生。像刚才提到的，埃及的运动和军队结盟成为运动的巨大优势；而叙利亚的军队则发生了分裂，一些军人倒戈，并选择暴力斗争，这为内战埋下了隐患。但非暴力运动仍然要关注这一问题。军队对运动的支持至关重要，激发军队倒戈，或导致危险的内战。但军队忠于政权，对非暴力运动进行镇压也很危险。非暴力运动即要讲究战略，促进军队倒戈，又要坚持非暴力原则。这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一些关键问题。不管怎样，安保部队弃暗投明都很重要。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我的目的不在于指责这些失败的案例，我的目的在于观察问题，使非暴力运动认识到这些问题存在，应该怎样处理，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同时也要看到对手的对策，使非暴力运动更有能力达到社会变革的目标。谢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演讲的机会，也谢谢你们引发研究思考的提问。

（本演讲发表于2012年4月24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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