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不要把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提供木材，准备工具，给他们分配任务。而是要把他们召集起来，唤起他们心中对无尽大海的渴望。”——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谁拥有权力？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位伟大的非洲裔美国废奴主义者是最早认识到公民抵抗可以战胜权力的先驱之一。美国内战之前，是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野蛮时代，即使是白人废奴主义者也被当作梦想家被嗤之以鼻。但道格拉斯不是一个梦想家，他靠的是理性的逻辑。他说，压迫者的权力“决不让步，也不会让步。”他解释道，你能用测量人们的顺从程度来“精确测量”可以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不义。这种不义会持续下去，直到遇到抵抗。他说：“暴君的限度是被压迫者的承受能力。”

道格拉斯认识到，如果用公民抵抗来代替顺从，人民就能戳破压迫的面纱，用世界上少有的人所能理解的方式来实现权力转移。半个世纪之后，列夫·托尔斯泰在号召俄国人拒服兵役时也得出结论，“舆论”将在未来“改变生活的整个结构”，并且使暴力变成“不必要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信念和他们根据这些信念所采取的行动将会改变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因此不需要为了变革而进行暴力干预。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莫罕达斯·甘地酷爱托尔斯泰的文章并与他通过信。有关公民抵抗运动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和沙皇在俄国的统治的新闻报导也激励了甘地。甘地尝试发起了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法律的公民抵抗运动，后来又发起了反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人民抵抗运动，他扩大了人们可以用于挑战压迫的方法：抗议战术，例如请愿、游行和罢工；不合作战术，例如抵制、罢工和公民不服从；甚至还包括破坏战术，例如堵路和没收财产。

 

如何唤起人民？

为了召集人民团结起来参加这些抵抗运动，甘地号召了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持久、热情地投入了自治（swaraj）的过程。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倾听他们的声音，以确保他们的信念和不满能够反映在运动的立场中，还因为他和他们讨论这一事业的重要意义，以及为什么他们的行动如此重要。换句话说，他给了他们的一个论点、一个主张，让他们去思考。这一论点的核心反映在许多不同的主题和思想中，即“英国统治这个国家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那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它呢？”

这一简单的主张中包含了三个中心思想，都攸关印度独立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也是后来世界上其他地方成功召集了大批民众参加的公民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用于实现变革的理论基础。第一，甘地确定了谁要为印度的问题负责——英国，长期以来它一直试图用骗人的借口来安抚印度人，说英国的统治很仁慈。第二，甘地界定了印度问题产生的原因——人民遭受不公平的统治，而且对如何被统治没有发言权。第三，甘地指出，是人民容忍英国的统治而不加抵抗，助长了所有印度人都能感受到的不义。他告诉人民，解放印度的力量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就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70年前所说的那样。

如果你的生活受到他人的支配，而你有能力撤回这种支配，这时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就不是别人，而是你。你会行动吗？这是每个处于压迫中的人都要面对的性命攸关的问题。印度独立30年之后，捷克公民抵抗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瓦茨拉夫·哈维尔说，每一个生活在暴政之下，但是没有抵抗的人，都是生活在谎言之中，这个谎言就是“生活一切如常”，而每一个抵抗者都生活在真实之中。哈维尔说，任何说出真相的人都是在从原则上拒绝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体制，因此能够给整个体制造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极权统治者必须逮捕每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本人也遭到逮捕，12年之后他成为捷克的总统。

响应号召加入公民抵抗运动，已经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但持续抵抗更为重要。有关公民抵抗的战略性思考能够设法减少遭到镇压的风险，然而公民抵抗运动的许多参加者都知道，如果有可能遭到逮捕，他们就是在用政治异议来换取人身安全。几年前，美国民权领袖詹姆斯·劳森告诉我，为什么尽管有遭到逮捕和殴打的风险，但他的许多同事仍然不屈不挠。他引用了密西西比选民登记运动领袖芬妮·娄·哈默的话——一天晚上，她被警察从自己的车上拖了下来，几乎被打死，她在医院里住了30天之后，立即参加了另一场选民登记运动。“为什么她会这样做？”劳森问我，并且回答说：“因为她相信如果她继续工作，运动就会成功，而如果她不这样做，运动就会失败。”她对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的意识与她对运动中将会发生什么的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坚信事业能够取得成功是坚韧不拔的关键。

 

运动存在于何处？

20世纪70年代末，统治阿根廷的军政府用残忍的手段来打击左翼人士和异议分子。没有标志的小轿车会在夜晚出现在他们的住宅前，然后他们就会“消失”，从此没有人再见到他们。1977年4月30日，14名失踪者的母亲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广场，在总统官邸前开始抗议。她们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的孩子去哪里了？军政府决定允许她们绕着广场游行，因为逮捕母亲们可能会激怒其他人。但母亲们不断返回这里，直到形成一场运动——这鼓励了其他反对军政权的暴力和无能的人开始积极抵抗，直到阿根廷的独裁政权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

这场运动始于何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不，在14位阿根廷母亲的心中，她们有一个问题要向统治这个国家的将军们提出来。有些把非暴力当作应对不义的手段的人提出，为了发挥非暴力的力量，斗争中人们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从战斗变为接受对方的人性。但行为首先是意志的体现：在我思考的范围内，我决定要做什么就是我行动的动力。汉娜·阿伦特说：“任何把人放在当前关注的中心，认为在找到救济措施之前必须先改变人的想法都是绝对非政治的。因为政治的中心是关注世界。”

为了把人们的关注变为行动，亚伯拉罕·林肯说，我们必须借助于“理性——冰冷、算计、远离激情的理性”。他知道自己的事业——拯救美国各州组成的联邦——必须逐渐进入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中。“只要公众的情绪在我们一边，任何事业都不会失败，”他说，“没有它，任何事业都不会成功。”林肯遇刺之后，哲学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他的追悼会上提到美国人时说，林肯“以自己之口表达出了他们大脑中的想法。”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位公民都负有“公民责任来唤起公众的理性”，这就是甘地、瓦茨拉夫·哈维尔、科拉松·阿基诺、德斯蒙德·图图和其他公民抵抗运动领袖所做的——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把印度人、捷克人、菲律宾人、南非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变成全心奉献的自觉的人权和民主追求者。人们只有心动才会行动。

 

力量来自目的

今天，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是政治顾问的天下，他们告诉正在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应该如何打动选民的情绪，而不是浪费时间争论政策，更不要去争论思想。这些顾问有些用生物学的理论解释，坚持政治语言应该操纵人们的情感反射，以促使人们在投票中做出特定的选择。但是公民抵抗运动的历史并不支持有关政治信念如何形成，如何转化为对运动的忠诚和支持的这种解释。

如果我们用来招募新人参加我们事业的言论表达没有反映事业的实质，那我们就把语言降低为宣传了。那些把语言工具化，将其转化为转瞬即逝的感觉信号的人没有认识到，语言之所以能够带来政治热情，不是因为它含糊不清，而是因为它把关于目的、身份、民族和其他能够与深植于人们内心的信念发生共鸣的概念具体化——因此根据这些承诺和信念所采取的行动是运动发生和持续的推动力。为了政治行动的目的而激励人们的热情，你就能从被激励者那里获得力量。

得出上述结论，不仅是因为我注意到在一般认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中，语言如何败坏为操纵选民的好恶（以脸书主页上每个评论下面都有的“喜欢”选项为代表），还因为我注意到非暴力斗争的学者和实践者们在如何教导或培训新人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否可能在有关何种情境下应使用何种战术的机械公式中捕捉到公民抵抗的精髓？战术行动是否应该忽视表达运动的核心思想或价值，或者忽视通过行动来传达运动的目的？如果运动领袖认为人民很容易动员，因此不必首先了解人民的想法及运动的目标如何表达或代表人民的想法，是否还能有效地规划运动？

降低运动语言——从表达改变现有政治秩序的原初目的降低为发出“信息”，利用听众当下的不满——的无意识趋势的主要动机，是认为运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政治权力本身，而不是将其当作改变社会和国家的一种手段。如果你不首先点燃新秩序的利益相关者心中的火花并赢得他们的合作就夺取了权力，那么你可能发动了一场奇袭（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不是），但你没有吸引人民来参与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力。

在实现政治变革（无论是通过公民抵抗还是通过传统的政治运动）的努力中，把语言工具化也会诱使我们犯下致命的战略错误，这种错误切断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为了使公民抵抗发挥作用，我们必须破坏我们所反对的掌权者的合法性，并且树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愿望，因此拥有更高的合法性的榜样。但是抛弃这一优势最快的方法就是诉诸看来不合法的手段。

除非运动的参加者所采取的行动与运动所持的政治价值和社会见解一致，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变成你希望看到的变化”。这并不只是一个关于非暴力纪律（因为暴力抵抗通常无法带来非暴力的秩序）的争论。这也是为什么一场运动的语言必须基于理性的主张，而不是基于骗人或有误导性的陈词。如果你靠说谎获得权力，那么当你的谎言被揭穿之后，公众就不可能再同意你掌权，而你的信念也只是出于自私的目的给犬儒主义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场运动不可能代表被它所误导的人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参加运动是基于虚假的信念而不是基于共同的理念。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差异常常来自运动如何使用语言来引导那些被剥夺权利或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们的愤怒。政治哲学家罗伊·埃德尔森论证到，在“要求对错误做出解释和对罪行寻求问责时，”共同的愤怒能够带来持续的政治力量。换句话说，可以召唤大众的热情，但只能使用理性的论证来界定我们想要实现的变革和要纠正的错误。如果我们这样做，运动就能像亚当·戈普尼克形容林肯那样：“把理性变为一种新型的激情。”

号召公民抵抗意味着，只有人民参加并留在争取实现变革的运动中，社会或国家才会改变。运动所使用的语言的力量——从想要自由的人民中汲取力量——只有在运动诉诸理念，并且能够体现一个民族存在的基本价值时才会出现。

列夫·托尔斯泰在致甘地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道，他感到甘地正在从事的工作——发誓放弃暴力，能够让世界各族人民都采取类似的行动。在晚年的画像和照片中，托尔斯泰看上去像一位先知。在致甘地的信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知。除了书籍和信件中的语言之外，托尔斯泰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描述他如何想象这种力量。除了用以号召人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未来之外，甘地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唤醒印度人民去运用这种他们已经拥有的力量，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教导他们如何去使用这种力量。

 

杰克·杜瓦尔

201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