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午讨论了非暴力斗争的历史，梳理了一些基本概念，分析了社会运动的本质。接下来我们要讨论非暴力运动要取得成功有哪些必须坚持的原则，以及社会权力有哪些来源。

 
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表达对未来的愿景。愿景是什么呢？它不是人们对现实的判断，而是对未来的期许。愿景的实现是运动最后的成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愿景就是我们希望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与之相对的是战略。什么是战略呢？战略就是你为了实现愿景而采取的方法！打个比方，如果我想去纽约，到达纽约就是我的愿景。选择乘飞机、火车、汽车还是骑马去纽约就是我的战略。如果选择乘火车这种战略，那么乘哪班火车，火车票花多少钱就是我的战术。这些事情人们总是搞不清楚，有的人过于沉迷细节，忽略了最终的愿景。还有些人总是高喊未来，却不考虑通向未来的方法。
 
当我们在社会运动范畴内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愿景的可实现性。当“美国小姐”选秀的时候，每一个参赛者都说她的梦想是世界和平，但是谁也不知道世界和平到底如何才能实现。这不是梦想，这是梦话！非暴力运动必须从小处着手。你可以有梦想，你的梦想如果是世界和平，你可以先想办法让你的邻居不要互相谩骂。这就是大局和小节，两者必须兼顾。不管你想实现的愿景是大还是小，你必须先从第一步开始做起。
 
其次，是愿景的包容力。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每一个人都生而平等……”的时候，他说的不是“每一个黑人”或者“每一个美国人”，他说的是“每一个人”，也就是所有人。他的这句话道出了非暴力运动胜利的关键——人多势众。你应该尽可能扩大包容力，因为一旦你把运动目标限制在黑人、白人、印度人、高个子人、矮个子人的时候，你就限制了运动的人力资源。
 
你的运动团队应该有哪些特征呢？志同道合，或者经过你的说服可以和你志同道合。首先你要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什么，以及怎样争取多数人成为你的支持者。这在民主国家很容易做到，只要去议会找议员。议员既有权威又有手段，知道怎样代表多数人说话。但是如果你用非暴力运动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话，比如在美国，你可以随便在商店买到半自动手枪，就和你买钓鱼竿一样容易。如果你的愿景是禁止有人携抢进校园，你首先应该说服谁呢？全美步枪协会、枪支犯罪受害者、退伍军人、学生家长、卖枪的老板、媒体等等。这就是运动的第一步：确认你的愿景是什么，然后知道去哪里招募你的队友。如果你想改变社会，你就需要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团队。老人、妇女、年轻人都是你要争取的对象。特别是年轻人，比如“阿拉伯之春”，走上街头的主要是年轻人。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70%的人口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过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同，中国老年人的比例更大。所以要改变中国社会很可能需要找到一个争取年长者支持的方法。
 
第二步，问一问这些人为什么会加入你的运动？你的运动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根据对社会运动的社会调查显示，一场成功的运动首先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然后要争取人口5%-7%以上的人加入运动。这两者结合起来不能改变世界。但是事实是大多数人不在乎什么伟大的目标，他们只在乎个人利益。所以当你说服学生家长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谈自由、平等，你要跟他们说：“支持我们，你的孩子将更加安全。”当你说服教师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谈伟大、光荣，你要跟他们说：“支持我们，否则同样恶劣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所在的城市。”当你说服商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谈公平、正义，你要跟他们说：“支持我们，公平交易将更有保障。”
 
我们每周会花2-3个小时进行愿景探讨。我们会从不同的人群中选择一个代表，比如从警察中选一个人，父母中间选一个人，学生中间选一个人。然后问他们：你们眼里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们会不会加入以改变世界的运动中来？这种交谈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你以为生活在独裁制度之下的人们会多么渴望民主、自由。但是我们的经验显示，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什么民主、自由，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尊严、劳动平等、教育平等、食品安全等等。
 
以阿拉伯之春为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起因是一个毕业4、5年没找到工作，只好去卖水果的大学生。他的水果摊被城管给掀了，他没有活路又不堪其辱，然后燃火自焚。这件事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怒火！它与民主无关，只和人的基本尊严有关。如果你考察那些社会运动已经取得成功的国家就会发现，起因都是发起运动的团体成功地找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诉求。他们的愿景和目标包含了实现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可能。
 
以南非黑人争取自由的运动为例，他们的主张是“人人平等”，从这个概念衍生出劳动权、集会权、结社权等诉求。虽然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反对种族隔离，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符合所有的人应享有的权利。当你给你的运动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必须从基本人权或反腐败等议题入手，因为只有这些才能真正动员人们起来行动。
 
我和伊朗活动家有很多交流，因为我们帮助突尼斯和埃及人进行变革之后，也希望在伊朗复制我们的经验。我们在德黑兰街头随便找人聊天，伊朗人告诉我们，他们根本不在乎恶劣的经济和高压的政治，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早就习惯了。真正让他们恼火的是生活得没有尊严。所以我们给伊朗团队的建议是，运动目标应该是帮助伊朗人提升尊严。
 
综上所述，一个理想的运动愿景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有包容性的，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且饱含情感。因为真正驱动人行动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顺便说一下，不要把一场运动以一种战术命名，“占领华尔街”、“占领中环”，这种命名非常愚蠢。因为“占领”本身只是一种战术。以它命名自己的运动，就限制了战术的使用，是自己束缚自己，进而限制了参加运动的人数。
 
首先要有愿景，然后要设计战略去实现它，接下来是设计一系列战术去完成战略。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是阶梯式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年塞尔维亚非暴力运动的对手是丑陋又强大的米洛舍维奇，推翻米洛舍维奇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花了10年时间来积累斗争经验。2000年机会终于来了。米洛舍维奇必须进行选举，因为他任期已满，想要连任必须经过大选。根据之前的预测他会获得100万-130万张选票，我们的对策就是获得比他更多的选票。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反对派联合起来。所以我们对反对派说：“你们只有两种选择，站在老米那边，或者站在我们这边。如果你们采取中立、抵制大选或者不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会把你们当作米洛舍维奇一样对待”。我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只有黑或者白两个选项。
 
我们有了反对派的大联盟之后，就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因为年轻人都讨厌极权，反对米洛舍维奇。这时候我们公布了我们的愿景——结束巴尔干战争，加入欧盟，争取选举权、教育权和基本人权。因为上战场流血牺牲的都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都非常支持我们。塞尔维亚的年轻人占人口的30%，再加上我们原来的支持者，这场选举我们赢定了。但是老米可能会在选举中舞弊，篡改选票结果。我们的对策是，只要他宣布选举结果不合法，我们就发动全面罢工。为了发动大罢工，我们联系了贝尔格莱德煤矿工会，这座煤矿为贝尔格莱德80%的城区提供电力。如果他们罢工，整个城市都会瘫痪，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老米最后的手段只能是派军队镇压，但是军队的忠诚早就被我们的行动动摇了。所以我们清楚老米手里有多少牌，他打出的每一张牌我们都想好了对策。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依照这个战略，我们设计了具体的战术。我们不可能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让人们把票都投给我们。我们要让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于是我们制订了涂鸦战术。这个战术很简单也很廉价，谁都可以做。涂鸦战术就是把我们运动的标志“拳头”涂满贝尔格莱德的每个角落。当人们在市中心的建筑上，在家门附近的电线杆上反复看到这些标志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强大，即使事实上没有那么强。
 
人们会开始流传我们运动的故事，以加入我们的组织为荣。当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口耳相传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固定的办公地点。我们租了一间小办公室，人们可以直接来找我们。通过这件小办公室我们和其他人联络、募集资金、组织活动。从此我们的涂鸦战术结束，开展了街头行动。因为报纸和其它媒体对街头行动更有兴趣，这无疑可以增加我们的影响力。这就是如何一步一步设计执行你的运动。不过媒体的报道也对公众产生了误导，让人们以为非暴力运动就是一百万人走上街头这么简单。
 
一场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设计愿景、战略，并且找到与这两者配套的战术。这和做其它的事情没什么区别。你必须了解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寻找得到这个东西的方法，计算取胜的概率，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最重要的是必须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不能想当然一口吃成胖子。在政治活动中，小的胜利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极好的例子。天安门民主运动展示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分析，它揭示了一场运动如何有效地动员人们参与，如何坚持目标，如何维持人数，如何选择好的战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失败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宣布胜利。实际情况是所有学生都表现的不错，政府也表现出妥协的迹象。但是学生领袖们不肯罢休，他们继续鼓动人们坚守下去。直到坦克开进城市，开始了大屠杀。如果当时学生领袖接受了政府的条件，宣告运动胜利。天安门运动就不是后来那样的结局。人们就会相信街头抗议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人们就会在未来对使用这些战术更有信心。运用非暴力运动战术的目的，是为了人们可以更好的在斗争中生存。如果你生活在伊朗、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们是不会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因为他们会被镜头捕捉到，然后每天被国保骚扰，被关进监狱，或被杀掉。非暴力运动的战术就是让人们既可以生存，又可以反抗。
 
《持续小的行动》一书详细描述了不服从战略的应用。人们的勇气和信心需要一点点积累。没有什么比胜利更能鼓舞士气，人们愿意加入胜利的一方。与其走上街头然后被带走，不如组织几个人半夜拿上喷枪在街头涂满运动的标志。这种行动很难受到惩罚。既可以构成我们力量强大的假象，又可以鼓舞人心。就像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律师或者医生，不希望嫁给穿着破烂的摇滚歌手同样的道理。不论世界哪一个角落，人们都喜欢成功。
 
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让人们相信——我们的运动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取胜的方法，而且我们的方法很时尚。我们的运动不是无聊、枯燥、互相指责的政治辩论。我们是行动者，我们一直在行动，而且我们的成果随处可见。当我们宣布我们要上纽约时报头版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当人们看到我们取得的成果，人们就愿意加入我们，不管我们运动的主张是什么。不论是黑人权利、同性恋权利、女性权利，不论是反核运动还是环保运动，不管有多少人支持我们的主张，只要我们做的足够时尚，年轻人就愿意加入进来。绿色和平组织很多主张都非常激进，被指责为环保公司打广告，接受大公司援助等等，但是这个组织实在太酷了，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时尚，人们完全没法抵挡想要加入他们的诱惑。
 
《孙子兵法》上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以己之长功敌之短”。打个比方，你要和拳王泰森进行一场比赛。你想要赢泰森，难道你会选择在拳击场决胜负吗？你要先比较你们双方的长处和短处，然后用你的长处进攻对方的短处，这就叫“先胜而后求战”，比如你象棋下得好，而就选择和泰森下象棋，那你在就能在棋盘上赢他。再比如你想要推翻中东最强大的武装之一——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你想要在战场上打赢他简直是开玩笑。但如果你发动一场抵制活动，比如停止石油生产，阿萨德的军队很快就会因为没有钱发薪水和维护装备而自行瓦解，这才是取胜之道。
 
现在我想谈一下权力的本质。权利的本质就是权威。权威是一种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的人可以发号施令，其他人觉得自己有义务服从。但是权威是可以改变的，有些人服从是因为习惯，有些人是因为利益，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恐惧。权威是一个社会权力的来源。
 
关于社会权力的资源有两种学说：传统的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这种建筑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学说的哲学内涵。全埃及人流血流汗，多年苦役建筑金字塔，只为几个人死后保存他们的尸体，已进入往生世界。所有的人一生都为几个人服务，这几个人的命令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这是传统的权力模式，也是我们一直被教育应该服从的权力模式。
 
与之相反，吉恩·夏普博士等人的研究表明，权力的来源其实是自下而上的。我举个例子，911恐怖袭击之后，FBI把总统、国防部长、部长夫人、众议院议长等所有高官都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堡里面。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个100多平方米的地堡成了全世界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因为这些人的决定将改变世界。但是地堡的空调换气扇坏了，这些高官没有一个人会修空调换气扇。如果这个换气扇修不好，这些人就算不因为缺氧而憋死，也会因为空气不流通而臭死。整个地堡里面唯一会修换气扇的是一个清洁工。他老婆嫌他薪水太低和别人跑了。他的儿子因为他薪水太低辍学在家。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卑微的人。但现在所有这些掌权者的生命都在他手上。因为他掌握了修换气扇的技术，现在成为这个地堡里面最有权力的人。换句话说，统治者的统治权力完全来源于人民，如果人民不服从他们的统治，他们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
 
非暴力运动的斗争方法就是不服从权力，把给予统治者的权力收回来。就拿我们这间教室来说吧，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按照习惯和传统心理，你们愿意服从我，我让你们出去，你们就会出去。我让你们看着我，你们就得看着我，这就是权力。你们想要不服从我应该怎么做？你们可以敲打桌椅，制造噪声，或者干脆把椅子转到后面去，用后背对着我。这样我的权威就被你们瓦解了，我再让你出去，你们是不会出去的。其实人们挑战统治者权威的方法非常非常多。当然，这种挑战和不服从必须很多人一起做，一两个学生用后背对着我，我会让校警把你撵出去，然后其他人就会更怕我，更服从我。我课讲得再差也无所谓了。
 
我们定义了六种统治者权力的来源：权威、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和技能、无形因素和制裁。统治者就是通过这六种方式让人民服从的。
 
权威、物质资源、知识和技能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人力资源——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词，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百万人聚集到广场的画面。这其实是对人力资源典型的浪费。我曾经组织过一场7万人的集会，后来我后悔得不行。想想看，7万人站在广场上听我在上面废话2个小时，就是14万个工时，一个人工作一年才2000个工时。这么多工时相当于一个中型的工厂，这些人愿意免费为我工作。如果我让他们去涂鸦，他们会涂多少东西？如果我让他们发传单他们会发多少张？我让他们做旗帜，他们能做多少面？他们能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我却让他们傻呆呆地站在广场上。人力资源是我们和统治者争夺的重点，也是非暴力运动获胜的关键，不要把人力资源轻易浪费掉。
 
无形因素——是导致人们服从并协助统治者的态度、传统价值、心理、意识形态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通常源于宗教、文化、传统、惯例等。如服从穿制服的警察或其它执法人员，或服从牧师、神父、主教等。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学者永远比不上活动家。除非身处这个国家，否则其它国家的人永远也不能深刻的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比如我们塞尔维亚人的特点就是永远都不服管。中国、日本这些东方国家没办法照搬我们的方法。而乌克兰人就喜欢裸胸，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复制。我们设计行动方法必须考虑当地的特点。
 
最后是制裁，也可以称为镇压，这是当局最强大的武器。它可以制造恐惧，很多非暴力运动的失败都在于没能很好的应对制裁。统治者通过制裁，确保统执行其政策和保持其控制所需的顺服与合作。对制裁的恐惧往往比制裁本身更有力。因此这一权力来源不仅指实施制裁，也包含威胁实施制裁，比如不服从者可能面临解雇、逮捕、酷刑等等。
 
我们塞尔维亚的经验是，我们面对的统治者不会因为我们破坏治安就把我们长年监禁或杀掉。于是我们会以监狱门口给那些进去又出来的人接风洗尘，搞欢迎会。让那些人站到高台上演讲，让他们异常的风光，把那些不敢进去的人晾在一边。最后没进去过的人都觉得很没有面子。我亲耳听到一个女孩跟我说，她绝不会和没进过监狱的人谈恋爱。这就成为一种环境压力，有时候环境压力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比说服教育快得多。我们就是靠这个，把当局对我们的制裁转变成对我们的奖励。
 
前面我们谈到了政治权力的六个来源。这些权力来源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权力支柱。我们知道政府最重要的权力支柱就是警察和军队。警察和军队不仅拥有人力、物力、无形资源和权威，还拥有知识和技能，他们的知识就是如何打击游行示威，如何把抗议扼杀在萌芽中，如何实施惩罚。虽然警察和军队支撑着整栋统治政权的大厦，但是想一想，这里面所有的人，将军、上校、上尉、士兵，他们的动机和想法是一样的吗？
 
下层的士兵可能只是想要一份工作，而上层的将军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举个例子，你在街头搭台演讲，你说“早晚有一天，那些殴打我们的人要被清算！”你觉得一线警察会怎么做？只要有可能就会把你扼杀掉，因为他们不想被清算，对吧？
 
如果你换一种思路，你用理解的思路来和他们对话“我明白你们不过是养家糊口，没了这份薪水，家里人就无法生存。所以只要你们不是太过份，我不会为难你们。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可以阻止我们，封锁我们，甚至逮捕我们，但是你不要殴打我们。”这样，对方不必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也不用遭受皮肉之苦。这样一步步地，他们的立场有可能向我们这边转移，同时也能向上级交差。当我们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加入我们。这对那些入狱的活动家也更好，如果他们在监狱里面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折磨，他们出来之后会更加活跃，他们知道进去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要求警察加入我们的阵营，只要他们人道的对待我们就够了。
 
不同国家的支柱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在计划一场运动的时候要因地制宜。每个支柱支持政权的理由可能也不一样，有些理由你可能难以想象。就拿我自己为例，我为什么参加抵抗运动？因为我特别爱国？因为我对民主无限热忱？不是，其实我的理由很自私——因为我拿不到签证。我之所以拿不到签证，是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我之所以没有身份证，是因为我是一个塞尔维亚族人，但出生在克罗地亚。巴尔干战争开始，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开战，结果塞尔维亚也不认我，克罗地亚也不认我。我想要参军，可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没法登记就没法参军。现在想想那应该是一件好事，不然我可能就战死沙场了。后来我想当造船匠，我学了三年造船，马上学成的时候，塞尔维亚最后一家造船厂关了门。我也曾经试着偷渡，最后也没有成功。我完全是逼上梁山，除了反抗没有别的出路了。
 
当我们认清了所有这些支柱就会发现，只要我们摧毁或者拉拢这些支柱，统治者的统治就没办法继续。前面那个清洁工的案例已经谈到这一点了，我在这里不再重复。因为独裁者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加固这些支柱，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解决掉这些支柱，否则就是浪费时间。非暴力运动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如果人民不服从，统治者一天都没办法统治。”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人们不服从，只要人们开始不服从，这些支柱就会动摇，独裁者就会倒台，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2003年我们和格鲁吉亚的抵抗运动一起研究怎么推翻他们的萨卡什维利政权。和其它独裁者想比，他们的政治不算残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官僚机构太庞大，所有人都很腐败。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有200万人口，首先以外的地区加起来也有200万人口，总共400万。这么小一个国家居然有460所大学，每个村都有一座大学，你想要学外交，到村里上大学就行了。只要给教授两块肉就能拿到学位。因为官僚机构庞大，开销也大，政府没有钱买警车，警察执勤就开自己的车。警察在街上会把你拦住，希望用手里的格鲁吉亚货币和你换外币。这个国家就腐败到这个程度，人们再也没法忍受了。所以萨卡什维利政权就被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