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杰克•派屈克：各位下午好！欢迎来到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网络研讨会。我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数字项目协调人杰克•派屈克。今天的演讲者巴利•甘教授是美国圣文德大学哲学教授和非暴力中心主任，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和解奖学金委员会主席，也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巴利•甘教授是《暴力与非暴力导论》一书的作者，也是《非暴力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共同编辑，同时还是甘地-金协会《橡果》杂志的编辑。1981年和1984年他先后获得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圣文德大学执教至今。现在请巴利•甘教授为我们演讲。

巴利•甘教授：谢谢杰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非暴力运动再思考：如何挑战权力、建设民主社会》。近年来，我们看到许多非暴力运动通过大规模民众示威，开启了国家的政治变革。不同的地方，比如塞尔维亚、突尼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大规模民众示威，但产生的效果各不相同。

近年非暴力运动的焦点主要是推翻独裁统治的领导人。在突尼斯，推翻本•阿里的运动被媒体描述为“阿拉伯之春”的成功故事，但此后的4年，历经2、3届领导人更替，一个稳定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在突尼斯出现，反而出现了一系列刺杀反对派领袖的事件，还引发了伊斯兰青年纷纷前往“伊斯兰国”参战的潮流。在埃及，国家的总体状况并不比推翻胡斯尼•穆巴拉克之前更好，或许还要更糟。在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对非暴力运动进行严厉镇压，导致反对派的暴力反抗，削弱了该国非暴力运动的有效性。众所周知，叙利亚目前陷入内战。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导致维克托•亚努科维奇逃亡俄罗斯，民众的抗议示威后来在克里米亚演变成一场战争。

 这一逻辑认为，推翻独裁者就可以带来政治改革，但从现实逻辑来看，要求政治变革的运动不会立竿见影。过去15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在那些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国家，非暴力运动理论家吉恩•夏普博士的著作在活动家中广为流传。吉恩•夏普博士认为，权力通常分为权力一元化和权力多元化两种结构，这两种权力结构都以金字塔为模型。权力一元化结构由金字塔顶部的统治者拥有权力，权力靠警察和军队等支柱执行和维持。权力多元化结构的权力得到金字塔底部民众的认可和授权，权力靠宪法和整个社会协调一致执行和维持。后者被吉恩•夏普博士称为“社会权力理论”。非暴力运动的概念就建立在权力多元化的基础上，如果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民众拒绝与统治者服从与合作，金字塔的基础将不复存在，权力金字塔将轰然倒塌，统治者就会失去权力。

推翻政权，特别是推翻独裁政权，从此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这是很多赶走独裁者的人的幻想。但是，原政权推翻之后的社会动荡让他们措手不及，因为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社会需要时间。就象我们现在目睹的那样，在埃及，人们拥有的自由比原来更少，现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比原来更严苛。在乌克兰，国家陷入分裂，引发了内战。在叙利亚，内战早已爆发，给中东和世界带来了数百万难民。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大规模民众示威，目的是推翻政权，人们以为，结束暴政就一定会使国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大规模民众示威确实是帮助人们战胜恐惧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它忽视了改变权力金字塔最下层社会基础的重要性，严重影响实现一个美好社会这个长远目标的实现。这与非暴力运动的理论基础相违背，因此我称之为“不当模式”。

认为通过大规模民众抗议推翻政权就是成功，这种对成功的理解过于狭隘。为什么？因为成功不应单纯建立在推翻某一个人的统治或者结束某一段统治的基础上，成功应从更长远的角度衡量，需要考量的是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否产生了变化、政府的功能是否有效行使、人民的自由程度是否有所增加，以及整个国家由谁控制和如何被控制等。

大规模民众示威对真实的社会变革的理解也过于狭隘。政治行动不能总是抵抗，正如吉恩•夏普博士所言，非暴力政治行动包括很多其他普通的活动，以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为例，他开展游说、发表演讲、 组织政党、建立替代性机构等有建设性的战略行动计划，为印度构建了一个不同的未来。仅仅简单地推翻独裁政权，对构建未来可能远远不够。大规模民众示威可以是构建未来的一部分，但有时并不是必要的。当人们看电影《甘地传》时，会为他领导的大规模抵抗行动所震撼。但当人们阅读《甘地文集》时，又会被他那么多乏味和琐碎的工作所震撼。给不同的官员多次写同样的信件，给不同的听众发表内容相似的演说，日复一日坐在纺车前纺线，每天晨祷和晚祷，为印度树立了一个谦逊、安宁的社会榜样。甘地大多数时间都聚焦于这些索然无味的事情，而不是不断地发动民众示威。

通过大规模示威推翻独裁统治，其实是默认了权力一元化结构，还可能持续这种权力结构，其实并不是民主的方式。它使成千上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激起那些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群体对政权的反对。一方以自己的利益立场举行示威一天、一周、一个月，另一方再以自己的利益立场接着示威一天、一周、一个月，然后由新闻评论家来评判谁是赢家。或者说，我们应该像塞尔维亚那样寻求一个公平的选举，愿意花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各方都支持的新政府？

活动家要理解非暴力运动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获得长久的成功，非暴力运动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必要部分，非暴力运动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实现民主转型等一系列问题。吉恩•夏普博士在他关于社会权力论的著作中对此早有阐述：这和处于权力金字塔底部的广大民众的“服从与合作”有关。服从与合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服从”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上时常用来描述群体符合权威希望的行为术语，“合作”是心理学上用来描述个体内化价值，比如说，个体对领导、权威以及暴政的惧怕程度的术语。

当我们讨论暴力时，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暴力仅仅是对身体的暴力行为。当我们讨论非暴力抵抗时，也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是不要拿起武器或石头。印度哲学家吉杜•克里希那穆提说“暴力不仅仅是杀戮。当我们语气凌厉，当我们无视他人，或者当我们因恐惧而被迫服从时，都是暴力。因此暴力不仅仅是以神的名义或以社会、国家的名义进行有组织的屠杀，暴力比这更微妙，也更深层次。”

如果你只想打败对手，你就不是真正的非暴力行动者。这里我再引用一段吉杜•克里希那穆提的话：“如果你把人分为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或其他什么人，就是暴力的……如果你以种族、信仰、国籍、传统等将人区分，是会滋生暴力的。因此信仰非暴力抵抗的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宗教、政党……他关心的应该是对人类处境的真正理解。”

我认为当下的非暴力抵抗有一种趋势，那就是让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更关注分化而不是团结。阿蒙•亨纳西是一位令我十分钦佩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他说：“无政府主义者不需要警察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因此，当我们发展壮大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民众力量时，应该让民众认同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认同金字塔顶部统治者的价值观。要民众内化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让民众内化金字塔顶部统治者的价值观。或者让民众了解统治者的行为与他们宣传的理念相违背，这就是运动组织者的创造性。获得权力的最好的方法，是使其他人认同你的价值，显示出大家都有同样艰难的处境，然后想办法让其他人从那种艰难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分化与征服其实是暴力的，非暴力战略应该将所有人连结在一起。这样做是建设而不是破坏，是寻求共识而不是分裂，是自己承受牺牲而不是让其他人牺牲——无论是身体上、情感上还是心理上的牺牲。这就是阿蒙•亨纳西所说的不需要警察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当你说你不会牺牲别人而宁愿牺牲自己时，在一定程度上会消除对手的恐惧，对手甚至有可能觉得威胁减少而放松镇压。如果对手继续镇压，旁观者会对你产生同情，会站在宁愿自己牺牲的人这一边，而不是与宁愿其他人牺牲的人为伍。

当一个群体将对手的群体视为敌人时，是一种心理上的伤害，这不是一种能够让更多人产生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态度。

甘地关注的焦点是自身的改变，和消除对手的恐惧。他在被压迫中仍坚持自给自足，让压迫者在最小程度上受到挑战。甘地早期写过一本重要的著作《印度自治》，这个题目语义双关，无疑是甘地有意为之。他呼吁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但他着重强调的是自立更生，个体独立，社区自给自足，并以身作则，树立一个其他人可以学习的榜样，而不是迫使其他人跟随他。甘地将他的政治行动称为建设性计划，这个计划教印度民众读书、耕田、纺织，处理下水道问题等。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人民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治，而不是从政府或别人那里要求自治——非暴力行动应该从这里开始和结束，有时需要抵抗，但并不一直需要。如果民众能让政府变得无关紧要，大规模示威永远都不需要。

开源软件成为现代人自给自足的榜样，不使用被政府或大公司控制的网络也是这样，我稍后会再谈这个问题。使用开源软件和不使用被政府或大公司控制的网络也是将权力分散掌握在民众手中。在权力和网络被政府控制的社会，人们可以用开源软件从政府手中夺回控制权，规避审查。开源软件一直存在，它们价格便宜，甚至大多数是免费的，因而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使用。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熟悉开源的火狐浏览器(Firefox)，也有一些人熟悉开源的自由办公软件（LibreOffice），它可以替代微软的Office，而且完全可以和微软Office相媲美。雷鸟（Thunderbird）是开源的电子邮件软件。散居（Diaspora）是开源的社交网络，受到脸书的挑战目前面临困难。

去网格化是另一个例子，它让人们可以通过合作战胜压迫。这里所说的压迫来自政府或大公司。现在大公司向人们出租服务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通讯服务，大公司出租服务而不是出售技能，因为出售技能可以让人们自给自足。去网格化是一种减少人们对集权依赖的方式，同时发展自给自足，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摆脱自我控制以外的其他所有控制。

如果抵抗运动的目标在于推翻处于金字塔顶部的统治者，这是运动目标的错位，因为如果支持上层统治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制度本身并不会改变。

最重要的是运动一开始就要以甘地坚持的自我改变为目标。如果运动目标仅仅是推翻统治者，非暴力运动并不能发挥作用，它只会成为武器库中的武器，让一方取胜，让另一方落败。当你只想打败对手，取得胜利时，你采取的方法与非暴力战略目标其实适得其反。如果你的目标只是简单地夺取统治者的权力，那么被压迫的群体还是无法摆脱压迫的权力结构。我的演讲到此结束，很高兴接受各位的评论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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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主持人：很有意思的演讲，我们过去没有太多涉及过这样的主题，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另一个视角，通过长期的自力更生来成就非暴力运动。很高兴听到您的演讲。

巴利•甘教授：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很高兴这个演讲能够得到允许，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问：您在演讲中提到，当使政府变得无关紧要时，大规模示威就变得没有必要。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您能通过一些实际案例稍为展开讲一讲人们如何自给自足摆脱政府的控制吗？

答：我不确定是不是可以找出一个完美的案例来对此加以说明。但我可以谈一下甘地的做法和他的关注点。甘地关注的是印度的乡村建设，他认为城市是问题所在，乡村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他认为，如果乡村的人们可以生产粮食、织布制衣，实现自给自足，那城市的人们也可以回到乡村去。人们对生活进行自我控制，这是甘地关注的自治，是他想实现的目标。我前面提到使用开源软件和去网格化的方案，目的也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可惜在贫穷的农村会有很多局限。但也有一些地方存在实现自给自足的可能性，大家看演示十五“去网格化”那张投影片，右上方那张图片是我1998年在孟加拉的一个村庄拍的。这是一个太阳能农场，那里的人尝试自己制造太阳能，实现自给自足。左下方那张图片拍摄于孟加拉的另一个村庄，一名妇女正在纺线，她自己织布、加工后拿去出售。他们村庄的妇女都这样做。这些孟加拉的小村庄里的人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是一个我可以提供的例子。

问：在运动与镇压运动的统治者之间的不对等权力中，这种自给自足怎样实现？

答：自给自足的直接目的并不是推翻某人的统治，而是通过自给自足实现自由。当然这也是对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这些普通民众过去支持政府，现在他们决定自给自足，间接来是说，这是民众撤回对政府的支持。通过自给自足的方法，底层民众可以有力地削弱统治者的权力。我喜欢这样说：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或者忍受压迫。

问：谢谢您颇具挑战性的演讲。您能不能用埃及的例子解释一下，那可能有助于理解。埃及人不仅想要推翻穆巴拉克，他们还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避免现在发生的一切未来再发生。能不能举例说明他们应该怎样做才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答：正是埃及发生的事启发了我的这个演讲。我2013年出版了《暴力和非暴力导论》一书。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很仔细地观察了整个埃及革命，我在书中也预言了埃及将会出现的问题，埃及现在发生的事情也符合我的预言。我认为埃及革命的目的是推翻独裁者，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军队可能是问题的根源。在我看来，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推翻穆巴拉克个人身上。我不想为人师表，不喜欢自己告诉他们当时应该做什么，因为我没有在那里居住和生活，我在美国过着舒适的生活，一日三餐无忧，我不喜欢对那些处境艰难的人说他们应该怎么做。我说要保持耐心很容易，因为我可以安全地出行，自由地说话。但是，这不是埃及人的生活。我们看一下埃及的现状，它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和穆巴拉克时代有任何不同。埃及革命虽然推翻了一个统治者，即使有一个更好的统治者，其社会结构也并没有改变。因此，我认为非暴力抵抗战略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长远的社会结构的改变上，应该关注未来对金字塔底部的民众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只关注金字塔顶部的统治者是谁。希望这回答了你的问题。

问：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向学生，向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信息？他们或许将焦点放在您反对的推翻某一个统治者的主张上，要转移焦点可能有困难。

答：找别人的错，为自己辩护，是人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我个人也会这样，但我们可能要学习如何避免这样。我想这正是甘地所关注的：人们要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让他人为自己创造未来，这需要很大的耐心。我再次强调我不想教导那些处境艰难的人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不是简单地推翻统治者。我今年66岁了，已经是晚年了，当我在20、30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现在也许我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会对学生和年轻人说，你们还有一个未来要去建设，而且确实有很多时间，那个统治者不一定明年必须下台，我们要花时间建设未来，这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

问：我很喜欢您说的不以推翻独裁者为目的，而是以建设自给自足的未来为目的。她一直在做一些社区组织工作，同时，我也受意见领袖的感召想要推翻当权者，我应该怎么做？

答：我一直在大学做教授，我越来越相信，教育应该少教一些具体内容，多教一些学习方法，这样的教学才更有效。比如要教学生如何开展非暴力斗争，我会做一个非暴力斗争的实验课堂，而不是只要求学生具体读什么书。当我们在关注自我建设的同时，当然也要关心大局，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实现自给自足，进行自我建设是一个更有意义的公共榜样，远比只是推翻金字塔顶部的统治者更有意义。要改变世界的愿望，听起来总是比甘地主张的改变自己，树立榜样，与其他人共同合作更有吸引力。因此，我更关心在小的方面努力耕耘，比如社区建设和组织工作，而不是推翻统治者。这当然不是说应该忽略大的方面。我举一个几年前美国“占领华尔街”的例子，我记得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大约半年前，我和一些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人一起聊天。我说，非暴力运动可以使这个国家变得不那么好战，这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常常想的是动员百万民众去华盛顿示威。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培育每一个社区，让每一个社区都有能够长期组织自己的示威抗议的能力 ，将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事情是可以不断复制的，与其让各地的人都集中去同一个城市，不如让所有的社区都在自己的城市里做类似的事情，这会是一个更加有力的、广泛的运动，社区里大家都相互认识，可以花更小的成本。这种模式还可以到处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成功的，但它原本可以更成功。我认为关键是缺少全国性的联动。复制效应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区运动，而不是将百万人带到纽约或华盛顿去的一个大型的、集中的运动。

问：在南非，很强的反抗…我想说，自给自足可能不是在所有环境都适合…….要挑战政权……（语音不清）

答：我听到几个关键词，你说的好像是关于南非，你对我说的自给自足是否可以成功存有疑虑，于是不得不将目标聚焦在推翻统治者上。对此我的回应是，吉恩•夏普博士在1973年出版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一书中说，开展非暴力运动，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需要采用不同的战略和不同的战术。越是严苛的政治环境，越不能直接挑战政权；越是高度集权的国家，越难发展自力更生。我不想忽视这一点。我不确信我对南非的情况真正了解。但我知道在1980年代，由于南非政府对运动的镇压特别严酷，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因此，葬礼游行变成了一种很常见的反抗政府的抗议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也说明了这一情况，它在1960年代主张开展游击战，用暴力推翻政权，但斗争一直都没有成功。直到1980年代它改变了战略，提倡非暴力斗争时，运动才逐渐取得了成功。恐怕我没有回答到你的所有问题。

问：当政权的压迫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给自足的模式是否还存在可能性？

答：我认为小规模地开展自给自足运动是有可能的。如果诉诸更激进的手段，等于采取了同现有的权力结构相似的模式，而不是创造一个为底层民众赋权的民主的运动模式。

问：您提到衡量运动的成功与否，要看权力运行的方式在运动之后是否改变。我的问题是，在组织自给自足的社区建设与推翻政权之间有没有一个中间道路，可以使社会机制发生转变？

答：吉恩•夏普博士提到建设替代性政府，这是一个好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起作用。类似替代性政府的，还有替代性机构，比如在社区里自己建学校，学校是一个开始建立替代性政府的良好开端。

 

 (本演讲发表于2015年3月19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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