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网络协调员，今天的主讲人哈迪·梅里曼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高级顾问，他给众多学者、非政府组织成员和社会运动活动家讲授非暴力运动的相关课程。2005年-2007年，他曾担任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项目研究总监。在此之前，他曾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工作3年，与吉恩·夏普博士合作编辑了《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与21世纪的潜力》一书。他最近还写了一些关于非暴力抵抗在减少恐怖袭击中的角色以及非暴力行动作为政治抵抗的战术等系列文章。现在请哈迪·梅里曼为我们演讲。

哈迪·梅里曼：谢谢！感谢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邀请我参加这个网络研讨计。首先问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加者，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非暴力冲突的成本与风险》，要谈的内容很多，我会尽量在30分钟-40分钟内完成演讲，我会努力说得清楚一些，但会说得比较快。我希望能在问答环节回答你们的问题。

“非暴力冲突”是一个合成词，它指的是在冲突中至少有一方把非暴力行动作为主要手段。这就引出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非暴力行动。

非暴力行动，有时也称为“公民抵抗”，不同的人会使用不同的术语。无论你使用哪个术语，他们的定义都是一样的。这个定义是由吉恩·夏普博士总结的——他是这个领域最优秀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之一。吉恩·夏普博士认为，非暴力行为是处理冲突的一种手段，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动行为”，指的是不让你做的事情你偏要做，比如游行、示威，在有些地方这可能违反法律，或违反审查制度；又比如反对当下现有的机构，建立替代性机构或组织，比如地下学校，独立工会。第二类是“不作为”，指的是让你做的事情或是法律要求你做的事情你偏不做，比如拒绝交租金、拒绝交税，抵制某些产品，罢课、罢工或消极怠工。第三类是前面两种行动结合使用，比如人们可能首先采取“不作为”，然后采取“主动行为”。关于这个定义，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非暴力行动与变革息息相关。接下来是核心部分——吉恩·夏普的“权力来源理论”，它是指公民不服从、不合作，如果人们都拒绝与权力合作或拒绝服从权力的要求，系统就会崩溃，法律就会失效，统治者将无法继续统治。在非暴力冲突中，人们通过改变自己与政治、经济、社会系统的合作模式，从而改变整个系统。

从技术层面来说，非暴力行动一般是指传统之外的一种社会变革方法。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变革方法呢？比如选举投票，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变革方法，很多时候它可以和非暴力行动一起使用。传统变革方法和非暴力行动的变革方法之间并没有冲突。所以这个定义并不排除传统的变革方法，它可以结合传统的变革方法一起使用。

当有两方或多方卷入冲突时，冲突就像是一种竞赛。说到竞赛，我们会想到譬如运动竞赛、商业竞赛、政治竞赛等等。在这些竞赛中，战略、组织、技巧都很重要。在这些竞赛中重要的东西，其实在非暴力冲突竞赛中也同样重要。

总而言之，在非暴力冲突中，运动可以采取两种行动：首先，可以采取行动增强自己的优势，比如扩大社群，筹集资金，加强传播以吸引更多的参加者等。其次，可以采取行动削弱对手的优势，比如否定其合法性，把对手的支持者变成运动的支持者，削弱对手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等。同时，对手也可以采取这两种行动：首先，可以否定运动的合法性，削弱运动的人力资源、物资资源。其次，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将更多的人纳入自己的机构和系统中，增强自己的优势。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讲解竞赛中的每一种行为。因此，在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第二点：运动在削弱对手的优势时可以采取的行动——让对手付出更高的代价。

每一个系统都有一个压力-利益模式，也可以说是一个压力-利益结构，控制这个结构的当权者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和物质等成本来保障整个系统的运行。然后，当权者会从系统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物质等资源。之后，当权者又必须拿出一定的经济和物质等资源来维持这个系统。当权者很清楚，为了保障整个系统的运行，他们遇到压力时必须做一些妥协。但这些妥协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做可以维持系统的继续运行。

这个压力-利益结构是当权者用来统治的工具，非暴力运动的作用就是要干扰这个结构，使当权者需要更多的成本来维持系统的运行。如果成本持续增高，维持系统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就会让整个系统变得很不稳定。使得当权者的支持者也会开始质疑“这个系统能否克服压力维持下去？”人们开始认为，或许运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当维持系统运转的成本不断升高时，人们对系统的忠诚就会开始动摇，当动摇变得越来越强烈时，人们就会开始支持运动。

成本是具体的消耗，是双方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些成本是可以预测和事先规划的。比如，人们参加抵制行动而减少的收入。政治和法律成本可能比较难以预测。我们不可能计算出完全精确的成本支出，但有些成本是可评估的。

这里面也存在风险。运动在付出成本时也一定会面临风险。可能有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会发生，这些事情会损害运动。风险就是潜在的损失，但它并不一定会发生。

我会探讨前两种成本。我放了三种成本在投影片上，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此，今天只会涉及前两种成本。

第一种是经济和物质成本。运动要如何增加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为什么这样做会产生效果？其中存在哪些风险？第二种是政治和法律成本。同样，运动要如何增加对手的政治和法律成本，为什么这样做会产生效果？其中又存在哪些风险？第三种成本或许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讨论它，或者在今天的研讨会结束后给我发邮件，我们可以通过邮件来讨论第三种成本的例子。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知道美国民权运动中的“蒙哥巴利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在20世纪中期，种族隔离被写进美国法律。因此，在蒙哥马利这个美国城市，黑人联合其他族裔一起，决定对公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采取抵制行动。当时公交车公司有种族隔离的规定，比如，黑人必须把前面的座位让给白人坐，公交车不在黑人社区停靠，只在白人社区停靠等等。这些措施是不公正的。要知道，当时乘坐公交车的乘客中黑人占70%，他们给公交车公司带来了绝大多数利润。在蒙哥巴利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中，黑人决定不再乘坐公交车，为了让参加抵制行动的人能正常的上下班，运动自己组建了一个替代性交通系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也付出了成本，主要是抵制产生的经济和物质成本，比如组建替代性交通系统要买车，要买保险，当然也有政治和法律成本。但是这个成本我就不在这里具体讨论了。

另一个案例是美国民权运动中的纳什维尔市中心的商场抵制行动。当时，很多餐馆不给黑人提供服务，黑人在餐厅吃饭都可能是违法的。因此，民权运动组织了在市中心商场内的餐馆进行静坐抗议的行动，行动参加者坐在餐馆直到结束营业。这样的行动起初发生过几次，没有引起多少波澜。但在1960年2月，参加静坐者遭到了殴打和逮捕，很多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接下来民权运动组织了一系列抵制行动，比如黑人不去市中心商场购物，他们举着抵制的牌子站在商场里面。这也导致很多白人不去市中心的商场购物，因为白人不想看到很多黑人和支持黑人的其他族裔的人举着抵制购物的牌子。市中心商场的收入急速下降。结果许多商场要求市政府取消餐馆的种族歧视政策，因为他们不想损失更多的利益。我会在后面更多地讨论这个案例。

图片中的男子是姆库塞利·杰克，当时大约27岁，是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活动家。1985年，通过其他国家开展的“抵制南非撤资运动”，他看到了非暴力抵抗的效果。他意识到，如果用暴力对抗暴力，他们的运动很难取得成功，因为大部分行动者会面临更严酷的镇压。暴力抵抗还会使行动的参加者减少，因为大多数人不愿面对过度的风险或者不认为暴力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他认为采用非暴力行动会更好，而且非暴力行动有可能让白人社区直接感受到经济损失。于是他们在伊丽莎白港组织了抵制白人商铺的行动，白人的生意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经济损失达到30%。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美国纳什维尔发生的一样，白人商会开始给政府施压，他们还发电报给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和运动组织谈判。有一名国会议员说：经济抵制是黑人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增加对手经济物质成本的抵制方式再一次展示了威力。

另一个案例是关于美国加州农场工人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张投影片。我后面会具体讲这个案例。

印度独立运动中抵制英国布料的行动不仅号召人们不买英国生产的布料和制品，而且自己生产布料和制品。在这一经济抵制行动中他们取得了两项成果：一是增加了英国生产商的经济和物质成本；二是建立了运动自身的能力。

为什么增加对手经济和物质成本的战术产生了这么大的力量？原因之一是，当运动选择增加对手经济和物质成本的战术时，有时会使对手内部产生分裂。对手内部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人只想做生意，获取经济和物质利益；有人是体制的政治同盟，要通过压迫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对手的不同利益群体支持现存的压迫制度通常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政治利益。

当运动增加了系统的经济和物质成本时，系统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就会产生冲突。经济利益会影响政治利益，系统就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压力。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在各个层面都会出现。在国家层面，做生意的群体会与那些试图通过压迫来维持系统获取政治利益的群体分裂。在省或州层面，在城市层面，甚至在单一的组织层面都可能出现这样的内部分裂。

 另一个问题是运动如何将增加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作为目标并采取行动。这是我从“人权新战术项目”学到到的的战术图理论，它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应用。我觉得它对于解释经济和物质成本非常有用。感兴趣的人可以去找一找相关资料。

比如，一个运动正在计划将增加某个公司的经济和物质成本作为行动目标。他们可以研究这个公司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种关系。这个公司生产商品，所以需要工人，需要管理人员，需要金融业的支持，需要物流，需要销售。所有保持这个公司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关系，都可以成为运动的目标。通过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可以改变运动和这个公司之间的力量对比，使运动更有话语权。

1965年，在美国南加州葡萄种植农场工作的工人想要组织起来和农场主谈判。这些农场工人的工作大多数是流动性的，没有固定住所，哪里有工作他们就去哪里。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美国的社会系统中，尤其在加州是非常低的。

 农场工人成立了工会。1965，他们停止工作，开始罢工。这个投影片下方是一个“联合农场工人协会”（UFW）支持者的照片，左上方是这个行动的标志。农场工人开始罢工，农场主也开始施加压力，想维持原来的压迫体系。罢工期间，有些人拒绝了农场主给出的复工条件，但有些人接受了。农场工人开始意识到仅仅靠罢工不足以改变他们和农场主之间的力量对比。所以他们尝试了另一种战术，继续罢工，但是同时他们也去码头，葡萄装运的地方，他们对码头工人说：我们成立了工会，现在正在罢工，但目前我们的行动还不算太成功。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你们也是工人，也应该成立工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你们可以通过拖延装运葡萄来支持我们。农场工人通过说服码头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给农场主增加了经济和物质成本。

如果葡萄不能及时装运，码头就会把葡萄退回农场。所以即使推迟装运4-5天，也会给农场主造成很大的经济成本。这还不足够，农场工人还动员了消费者抵制。所以他们用了三种不同的战术来给农场主施压：罢工，拖延运动，动员消费者不要买葡萄。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非暴力冲突案例。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解所有他们使用的战术。联合农场工人罢工和抵制不是1、2天，而是持续了大约5年，有很多很好的研究专门分析这个案例。

他们同时成功动员了消费者抵制，他们还阻止了批发商销售加州葡萄。他们也抵制加州葡萄的零售商。最后他们成功了。他们做得非常好。

是什么让联合农场工人协会的斗争获得成功？在这些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农场工人通过战术图找到了许多目标，并对这些目标采取了施加压力的行动。他们通过说服工人、运输工人、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等各方面，获得了团结的力量，最终达到了目的。所以当你想给对手增加经济和物质成本时，要考虑有多少目标、方法可以给你的对手施压。

在运动增加对手的经济成本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拒绝交租金、拒绝交税或支付账单是有风险的。有人提出这样的一种观点，一个运动必须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克服困难才能持续下去。譬如说，当工人决定罢工时，如果没有提前制定计划，他们会发现，对手能够坚持的时间比他们想象的要长。当他们想要通过罢工来增加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时，他们自己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果参加罢工的工人没有来自家庭或社会足够的支持，他们的对手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到工人先熬不下去。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和我谈他们的罢工，他说最后工人没法坚持下去，因为工人必须养家，所以必须回去工作，这个罢工失败了。他总结说，在开始罢工时，准备好罢工所需要的足够资金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个风险是，如果运动不能建立一些替代性机构，运动也可能失败。比如我前面讲到的蒙哥马利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替代性交通系统，如果没有帮助抵制的黑人解决上下班问题，那他们的抵制行动很可能也会失败。

运动在增加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时，自身存在的第三个风险是，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可能转嫁给运动。比如，在2006年墨西哥的总统选举中，选举失败的一方认为选举违规，要求重新计票，支持者组织了游行。游行路线是沿着墨西哥城的主要街道进行的，他们还在城市的主要干道上安营扎寨，阻挡了几周的交通。我在维基百科上看到，有一份报纸对选举进行过问卷调查，一开始有59%的人认为在总统大选中存在舞弊行为。但是霸占街道、搭起帐篷、阻碍交通的行动开始后，65%的人反对这个行动。这个行动试图给对手增加经济和物质成本，但实际上他们把经济和物质成本转嫁到运动的支持者、潜在的支持者以及普通百姓身上。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受欢迎，也不成功的行动。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政治和法律成本。

让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在2000年塞尔维亚推翻独裁者的运动中，”欧特珀组织“使用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简单战术——后发制人战术：让对手的行为反作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欧特珀找到了一种大大降低对手合法性的方法。当时，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儿子参与了对一个男子的施暴事件，就是投影片上的这名男子。你可以看到他脸上被殴打的痕迹。这个事件发生后，欧特珀制作了一张海报，海报上就是这名男子的脸，然后上面写着：“这是塞尔维亚的脸”。这张海报被贴到大街小巷。这张被独裁者的儿子殴打的男子的脸，就是塞尔维亚的脸。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信息，它降低了对手统治的合法性。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印度独立运动中的“食盐行军”，但在座的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所以我简短地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在英国殖民当局统治印度时，《食盐专营法》是英国政府强加给印度人民的臭名昭著的、吸血鬼般的法律，它侵蚀和压榨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甘地在1930年3月2日给英国总督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带领人民反抗《食盐专营法》。在甘地的带领下，人们行军26天，走了200多英里，到达海边，用海水自己制盐。甘地的行动让英国总督处于一种两难困境：如果他下令逮捕甘地，会在整个印度，甚至在国际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如果不逮捕甘地，任由他违反《食盐专营法》，又会让英国殖民当局失去统治印度的合法性。甘地非常了解这种情况，从而设计了让殖民当局处于两难困境的战术。关于食盐行军这一行动，还包括很多战术，比如，组织学生罢课，抵制英国人开的烟酒专卖店等。食盐行军是一个很好的削弱政府合法性的案例。

另一个案例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这个运动始于1980年代早期，运动的诉求是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会。当时的波兰政府宣称是自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国家。所以当工人要求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会，而政府进行镇压的时候，政府的合法性就被削弱了。经过9年的抗争，团结工会取得了成功，迫使波兰政府开启了民主转型的进程。

还有一个我认为使用了聪明的战术的案例。2003年格鲁吉亚的学生运动组织卡玛拉（格鲁吉亚语“够了！”的意思）开始抗议卫生部。当时有一个患了心脏病的女孩，因为政府的卫生部门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用，使她面临死亡的威胁。卡玛拉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发起募款行动，筹集资金为这个女孩做手术。卫生部门见死不救，而由一个社会运动组织拯救一个女孩的生命，这使政府显得很无情。这个行动非常好，它质疑了政府的合法性。最后政府不得不为她提供免费的心脏手术。

当运动增加对手政治和法律成本的时候，选择置对手于“两难困境”的行动非常重要。制造两难困境行动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步，找到令大部分民众反感的，尤其是普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律或规则。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实施的《食盐专营法》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法律，因为食盐实际上都来自免费的海洋，可是却需要交税才能获得，这让人们感到普遍的不公。再举一个案例，我前面提到的美国联合农场工人的斗争。当时，在南加州罢工是非法的，你甚至不能说出“罢工”这个词。所以这条法律，其实它还不是一条法律，只是一个传统规则，是极其荒谬的。因此，农场工人组织起来反对这个规则，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多运动组织的支持。所以找到这样荒谬的法律规则就是制造两难困境的第一步。

第二步，运动组织可以设计一些战术来挑战这样的法律或规则。有时可以是使用幽默的方式，也可以请一些公人人物发表演讲，又或者可以找到一些宗教、文化、爱国的语言符号和历史故事等。比如，欧特珀在塞尔维亚推翻独裁者的运动中，就用了很多民族主义的说法，像是“我爱塞尔维亚”、“这是塞尔维亚的样子”等口号，他们用这些口号来强调塞尔维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使得行动有了正当性。这是运动可以利用的表达方法。

第三步，制定战略计划，实施不同的战术，以获得最大的成果。两难困境行动之所以被称为“两难”是因为对手无论怎么应对都不是好的选择。如果他们镇压运动，就会产生反作用；如果他们放任运动不管，就会显得他们没有能力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所以，制造两难困境行动需要运动提前对所有可能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制定战略计划：怎样找到普遍的不公，怎样挑战法律，遇到镇压怎样促使它产生反作用等等，总之就是见招拆招。同时还要制定媒体战略，在两难困境行动实施后能够继续挑战政府的合法性，或者在对手进行镇压时让对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下面我会快速介绍一下行动信息不明确带来的风险。我会讲两个案例：墨尔本G20峰会和反对伊拉克战争集会。在抗议墨尔本G20峰会上，这的标语是保护LGBT的权利和女性权利，有的是反对伊拉克战争，有的是支持社会党，有的是反对全球变暖。

投影片上左边这张是抗议墨尔本G20峰会的，左上方的标语是“停止利用核反应堆”。右下方的标语是“通过取消外债消除死亡”。这些行动传达的信息非常模糊。如果一个行动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会制造很多混乱，导致运动的影响有限。比如，我或许是一个支持核能，同时也支持取消债务的人，那么，我在墨尔本抗议G20峰会的游行中看到这两个标语，我也许就不会参与这个运动。又或许我反对核能，但是觉得债务不应该被取消，那我也不会支持这个运动。所以一个运动不能出现太多的诉求。太多信息会让人混乱。这样的抗议行动可能试图增加对手的合法性，同时也会让旁观众者感到困惑。这也是运动的风险。

另一个风险是战术可能会被其他组织“劫持”。比如，一场和平的示威游行，其他组织可能混入其中采取暴力行为，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还有人可能会故意制造一些暴力事件，比如打破玻璃，毁坏公物，扔石头等，运动本来想传达的信息就会被公众忘记，运动的效果就会急剧下降。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请各位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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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谢谢您的演讲，我是全球和平建设组织的非暴力社会变革的战略分析师。我的问题是，您刚才做的成本和风险分析，特别是对经济因素造成的影响，仅是指负面的影响？还是也有正面的影响？它对制定行动计划有影响吗？我们是否需要强调非暴力行动的潜在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

答：这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你可以设计一个讲座，强调关于非暴力行动带来的正面和积极的影响。我以蒙哥巴利公交车联合抵制行动为例，他们增加了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成功地改变了蒙哥巴利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但实际的成果不仅仅是改变了公交系统的政策，它还带给了民权运动一个巨大的胜利，它证明人们使用非暴力行动推动社会进步是可行的。它给予人们希望，改变了一些人对非暴力行动的消极看法。这可能是组织者当时没有想到的，或者他们已经想到，但仍然是间接的影响。他们的行动原本只是要增加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

问：我认为战术被劫持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多政权或者运动的对手都会利用一些战术来干扰运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具体的行动方式可能和政府的本质和运动的逻辑有关，我的国家就是这样。我们在行动中经常会被其他团体“劫持“，人们被政府的镇压行动所激怒，导致暴力行动的发生。而您没有展开讲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于那些战术被劫持的运动组织者，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我没有展开讲的原因是时间不够了。你的问题很好，我会做一个简短的回答。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没有提到的是，运动的每一个战术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就是镇压的风险，这是真实存在的风险。镇压的风险又分高风险和低风险。概括而言，高风险的战术主要是集中战术，它需要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抗议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它最容易遭遇镇压，因为所有抗议者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很容易一网打尽。而分散战术，比如去中心化的战术相对风险就比较低。我以南非伊丽莎白港的抵制行动为例，它就是一个明显去中心化的战术，这个行动可以降低参加者的风险。风险低，就会有更多人参加。但是降低了风险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影响力。他们的抵制行动非常成功，5天后南非政府就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这表明政府非常害怕这个战术。甚至在开始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政府仍然不知道是谁组织了这场抵制行动，所以就不知道应该逮捕谁。你想一想，政府如何判断你是原本就不想去商店买东西，还是在参加抵制行动？这很难区别。所以，从某一个方面来看，这说明了在进行战术选择时将风险纳入考量的重要性。

你提到了“劫持“，我想讲几点，有些战术相较于其他战术更容易被劫持，比如游行这种中心化的战术就更容易被劫持，但抵制这种去中心化的战术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劫持。战术选择在限制劫持的能力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运动可以做一些事情防止被劫持，比如告诉公众你们的行动支持什么、代表什么、反对什么。在开始任何行动之前，可以公开宣称自己是非暴力组织，参加行动的每个人都会遵守非暴力行动准则，反对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任何暴力行为都不属于行动的一部分。这个声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就会让非暴力的观念深入人心。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如果行动是非暴力的，很有可能他们的对手会试图制造暴力。事实上，在行动中主张暴力和行使暴力的人很可能是为镇压者服务的，所以我们应该离他们越远越好。行动组织者还可以对非常具体的暴力行为制定对策，比如示威人群中如果有人使用暴力，就让非暴力行动者把他们围起来，可以造成一种隔离的效果。这都是一些很有用的小技巧，不过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来讲这些了。

问：您认为非暴力行动可以如何减少集体行动中的个人成本？

答：我以美国联合农场工人的行动为例，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展示的投影片？就是将对手分成不同的目标对象，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战术。他们有一些风险很低的行动，时间成本也很低，人人都可以参加，比如不买葡萄，寄明信片，来支持抵制行动。他们也有风险比较高的行动，让愿意付出更多代价的人可以参与，比如在售卖葡萄的店铺前静坐，招募行动者等等。还有风险更高的行动，比如示威、罢工，这样的行动可能遭到警察的镇压。他们的抗争是在民主国家进行的，但这个国家的民主不是受压迫群体的民主，民主并非服务于每一个人。我也了解，在一些体制完全不民主的国家情况会更糟。但我认为美国联合农场工人采用的原则适用不同的国家。运动可以通过区分不同风险等级的行动，采取多种战术，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参与运动。比如一天只有10分钟空余时间可以奉献的人，也可以做一些小的事情来支持运动。

还有一个例子是塞尔维亚的欧特珀运动，他们有一个战术就是到处贴传单和涂鸦，把他们组织“抵抗！”的拳头标志用喷漆喷在大街小巷，让人们感觉这个运动无处不在。这样做的风险很小但效果很好，它挑战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增加了对手的政治和法律成本。如果政府想要除掉这些传单和涂鸦，要消耗很多人力、物力。贴传单和涂鸦是一种成本非常小的战术，但是除掉它却要花费比较大的成本。所以这样的战术也可以增加对手的经济和物质成本。

问：在组织和行动的潜在战略、战术分析方面，是否有区别非暴力运动组织和其他形式组织的因素？

答：我猜你说的“其他形式组织”是指传统政党、选举组织，或支持特定议题的专业组织？那种组织要让人们选择支持你的阵营，就需要传递明确而有说服力的信息。你需要清楚的知道行动者可以做什么，然后确保你的资源能够产生最大的效果。你需要对人群进行分析，知道谁可能是你的盟友，谁可能是你的对手，你还要分析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研究用什么战术可以吸引民众。所有这些其他形式组织要做的事，对于非暴力运动组织也同样重要。

当然两者也有区别，我认为最大的区别是，非暴力运动组织有大量的战术可以选择，传统的组织则有更多的限制。吉恩·夏普博士在1973年就总结了非暴力运动的198 种方法，每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非暴力运动中我们都会看到更多的方法，那个方法清单越来越长，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强有力的反抗形式和新的行动方法。这就是非暴力运动的巨大潜力。

问：人们通常只看他们想看的新闻，接受和他们观点相符合的信息，如何将非暴力行动的信息传达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发生改变？

答：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非暴力运动面临的挑战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找到适合的语言来阐述问题，并把问题展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南非伊丽莎白港抵制行动，我想引用这个运动的组织者说过的话：我们可以从各种视角找到南非的各种人权斗争，像是反种族歧视斗争、劳工权益斗争，女性权益斗争，反腐败斗争等。所以描述和传达运动的不同信息是极其重要的，有一些战术上的选择来帮助你做这件事。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美国联合农场工人的行动，我之前说到“罢工”这个词在加州是违法的词汇，那他们怎样把“罢工”这个“违法”的信息传递出去呢？当年参与这个行动的人有许多是墨西哥裔、西班牙裔、菲律宾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会一边祈祷，一边和支持者一起走向集会现场。当媒体到达那里时，他们会高喊“罢工！”，并开始阐述他们的行动理念。然后他们被警察逮捕，媒体的摄像机会拍下这些场景。因为有神父和教徒被逮捕的照片和相关的故事，这让他们的行动不是局限在一群穷苦的农场工人争取工资的行动，而变成了一群天主教教徒反抗不公的行动。在很多人被逮捕的那一天，运动组织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说：今天，我们工会的成员因为践行言论自由而遭到逮捕。在1960年代，言论自由在大学生中间是一个很重大的话题，学生们对此很感兴趣。这种赋予运动不同视角，不同表达的方法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语言，也通过图片和视频把运动的信息传递出去。

（本演讲发表于2010年9月23日）
佚名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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