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界面临的致命冲突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本土抗争，即暴政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较量。一般认为被压迫者只有两种选择：与暴政妥协，寄希望于改良，或以暴制暴，推翻统治，获得自由。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如下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即公民抵抗运动（有时称之为“人民力量”运动或非暴力冲突）的爆发远远多于人们意识到的数量。

从二十世纪初（1900年）开始，平均每年爆发一次重要的公民抵抗统治者的运动（注1）。1972年以来，那些最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冲突和民主转型的结果日益受到公民抵抗运动的影响。（注2）。然而，决策者、学者、记者和其他观察家一直忽视了民众推翻暴政、通过非暴力争取权利的能力。

分析认知盲点

 

2011年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的革命，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就是公民抵抗的例证，其力量和改变政局的潜力令人震惊。没有人预料到这些革命的爆发，也没有几个人预料到2000年塞尔维亚、2003年格鲁吉亚、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到来。当然，数十年前，更没有人预料到有组织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下历史事件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1986年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被推翻，1988年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被迫下台，1989年波兰人民推翻苏共的领导，1992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有些学者试图解释上述这些非暴力运动和其它非暴力冲突，他们常常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成功案例缘于特殊的历史机遇和独特的本国环境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综合作用。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方法，使他们无法认识到非暴力抵抗具有普遍的战略意义，民众可以采用这种战略来发挥力量，以推翻压迫者。但世界各地的压迫者并没有被这个认知盲点所困惑，相反，他们日渐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公民抵抗运动对统治者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在过去十年间，非暴力冲突日渐增多，对于支持民主变革的人士来说，认知方面的与时俱进极其重要。公民抵抗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它认识并充分利用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一是独裁统治靠的是迫使大多数人民顺从；二是统治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公民抵抗运动实施机制

 

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公民抵抗运动发起人要广泛动员群众展开系统性、非暴力的拒绝服从行动，具体战术包括罢工、抵制、大规模示威抗议等等，以干扰压迫体制的运转，争取权利、自由和正义。随着公民抵抗运动的多元化和发展壮大，统治集团疲于应付，轻则无法有效恢复秩序，重则镇压导致更多反抗。

随着正常秩序被打断，政府内部和其它国家机器（例如军队、警察、媒体、政府官僚机构、经济实体）开始分裂，并出现反叛。反叛的加剧必然直接威胁独裁统治赖以生存的资源，包括物力、人力、技能和知识、信息环境等。因此，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实施镇压的能力日渐衰退，导致命令无法执行，专制政府到了穷途末路，在非暴力压力持续增加下必然会发生剧变。

战略与条件

 

随着公民抵抗的增多，其影响力日益突出，对决定运动成败的因素进行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是运动开始之前的环境条件决定胜负？还是各方在冲突中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和实施战略的能力决定胜负？

我们所属的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论证综合能力比环境条件更能影响抵抗运动的发展方向和结果。这一点常常因为统治者使用暴力而受到争议。

有人不厌其烦的指出“非暴力抵抗只有在良性冲突或与温和的统治者进行对抗时才有效。”他们疏忽了以下事实：非暴力抵抗结束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推翻了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和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终结了波兰的共产暴政。最近的案例包括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这些统治集团没有一个被认为是温良的统治者，他们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反抗者时毫不留情。

对上述事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同样结论。“自由之家”研究了64个威权统治国家在1975年到2006年发生转型过程中各种体制性因素对公民抵抗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

“从统计分析看，公民抵抗运动的成败并非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或其它环境因素……在经济欠发达、较为贫穷的国家和较为发达、富裕的国家，公民抵抗运动获得成功的几率基本相等。研究还表明，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对公民抵抗运动兴起和团结并没有太大作用。统治集团的性质似乎也无力左右公民抵抗运动获得广泛支持的能力。”（注3）

研究显示，对公民抵抗运动的产生和结果具有明显实质作用的唯一因素是政府的中央集权化，作者指出：“中央集权的程度与能否产生具有生命力的公民抵抗运动成正比，高度集权足以催生颠覆政权的公民抵抗运动，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政府的集权程度越低，催生一个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的可能性也越低。”（注4）

“自由之家”的这份研究总体结果明确推翻了环境条件决定公民抵抗运动成败的观点。

在2011年出版并获奖的《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一书中，作者玛丽亚·斯蒂芬和艾丽卡·切诺韦恩对发生在1900年至2006年间的323起反抗政府的暴力和非暴力运动进行了深刻透彻的分析。（注5）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非暴力运动成功率为53%，而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仅为26%。（注6）作者还发现，国家机器镇压和其它体制性因素对公民抵抗运动的成功可以产生影响（不过比通常认为的影响要小一些，例如在暴力运动中，国家机器的镇压仅把抵抗运动成功率降低了35%），但体制性条件并不对运动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注7）。通过对数据加以翔实分析之后，作者指出：“尽管人们往往把运动的失败归罪于环境因素，但证据表明，公民抵抗运动取得成功通常与环境因素关系不大。”（注8）

两位学者的结论揭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关于公民抵抗运动的错误性假定。实际上战略和战术的选择往往比环境更能决定抵抗运动的成败。毫无疑义，我们在选择与暴政对抗的第一个战略决定时首先要考虑如何对敌。如果认为外部环境决定成败，那么战胜暴政的战略选择则无关紧要。随着时间推移和运动案例的增加，暴力和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率也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从数据分析来看，其实并非如此。

从1900年到2006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成功率是非暴力运动的两倍，最近的案例研究表明，成功率的对比并没有实质变化。也许有人认为，公民抵抗运动挑选了容易获胜的目标。对此，玛丽亚·斯蒂芬和艾丽卡·切诺韦恩早有所料，她们指示：“……绝大多数非暴力抗争发生在专制国家，在那里即使以和平手段反对政府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注10）

50年前出版的《公民抵抗国防论：非暴力活动抵御入侵》一书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的一篇论文。谢林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暴君和他的臣民势均力敌。臣民可以剥夺暴君想要的绝大部分东西 ——只要组织得力，臣民拒绝合作就足以做到。暴君也可以剥夺臣民的绝大部分东西 ——他可以用手中掌握的暴力……在这种较量中，任何一方只要组织得当，训练有素，都可以剥夺对方想要的绝大部分东西，但最终胜负难以确定。”（注11）

根据谢林的理论，公民抵抗运动所作的战术选择各有利弊，其对手暴政的选择亦是如此。谁能最有效支配资源，扬长避短，谁就能获胜。领导有方的公民抵抗领袖应最大程度的为对手制造分裂，并谋求最大程度的反叛。同样，独裁政府则要进一步强化民众的服从，哪怕通过暴力得手，而且尽可能使用最低程度的暴力实现最大程度的服从。反叛与服从反复较量的结果决定了胜负。

结束暴政清单

 

如果战略战术的选择对公民抵抗运动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我们就应该从中分析出那些具有共性的能力、技巧和选项，因为这些因素可以在各类抵抗运动中得到检验，是抵抗运动各种成功因素的共同点。对某一项运动可以进行多种分析，我们对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的众多变数加以总结，发现有三个关键因素：

1. 团结；

2. 精心计划战略、战术；

3. 非暴力纪律；

兼备上述因素是一个公民非暴力抵抗运动成功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三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

1. 扩大公民抵抗运动的民众参与；

2. 削弱镇压、增加反叛；

3. 策反；

这三个关键因素和三大趋势，我们统称为“结束政暴清单”。我们认为具备这些因此、创造这些趋势将大大有助于抵抗运动取得成功。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指出的是，“结束政暴清单”并非获胜魔方。它提供一个框架来帮助人们理清思路、提高效率。“结束政暴清单”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人们克服在冲突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混乱状态。 任何公民抵抗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局面的复杂性，而在冲突的迷雾中进行决策必须认清运动的最关键因素。我们认为，抵抗人士或外界观察家参照“结束政暴清单”对一场运动的前景进行分析，看其是否具备这三个关键因素和三大趋势，既可提供一个可靠的评估基础，并以此考察运动的现状、优势、劣势， 以及成功的前景如何。

我们将对“结束政暴清单”作进一步阐述：

1. 团结

独裁政府善于分化、瓦解反对派，因此，反对派就必须在团结方面做得更好、更具有创造性。致力于发展并维持团结局面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需要优先考虑的就是提出一个为各方所共同接受的具有包容性的抵抗运动愿景。为此，运动领导人需要深入了解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倾听其疾苦、人生志向等等，这样才能有效动员民众。在此基础上提出为民众所接受的愿景，并进行大力宣传以达到动员民众的目的。愿景的有效性在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并能与个人经历和普通人的感情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动员更多人一起投入公民抵抗运动。

开创团结局面的另一关键是领导人有能力保持运动组织结构的合理性。人们自愿参加抵抗运动，领导人不具有任何权威发布命令或实施任何形式的控制。这意味着任何抵抗运动的决策和执行必须使运动参与者感受到其合理性。每一个成功的公民抵抗运动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有些是逐级实施，有些是集中管理，有些兼而有之。不管运动的具体领导人是谁，或组织结构有何不同，领导人都要通过团结使之和谐运转。任何一位被推举的名义领袖或自然产生的全国性领袖，都要紧紧依靠各地区性领导人来建立联盟、进行谈判、实现不同群体的利益。保持团结局面开展长期运动，要求领导人有能力团结来自不同地区、代表不同族群、具有不同规模（本地或全国性）的组织和群体。

在19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致力于团结的各方努力。当时全国各地数百个公民组织如雨后春笋，他们纷纷要求当地政府提供清洁用水和服务，同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愿景，那就是结束种族隔离、实现民族和解。这些公民组织后来组成了“团结民主联盟”，它分布各地的基层领导人展开了有效的本地抵抗（例如抵制消费）战术，同时与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组织行动相呼应、展开联动。

2. 精心计划战略、战术

开展有效的公民抵抗运动的复杂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通常人们想到公民抵抗的形式就是街头抗议，其实这只是数百个抵抗战术之一。要展开最有效的抵抗运动就必须知道如何选择这些战术，在何时何地如何实施这些战术，由谁执行，目标是什么， 在和其它战术配合时如何安排先后顺序。

要对这些问题胸有成竹， 就必须认清敌我双方存在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同时评估冲突所在的环境，哪些是中立和旁观者（包括国际社会），因为这些因素对公民抵抗运动也会产生影响。掌握这些情况之后，运动组织者要提出一个有效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以及对应的行动计划。当然这些计划会随着运动发展而变化（就像所有计划那样）。但是制定计划、实施计划的过程和培养运动参与者的观念比计划本身更重要。

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正是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抵抗运动的条件和能力交汇点。制定行动计划的基础就是对客观条件的评估，也就是分析抵抗运动所处的环境优劣。只有这样，抵抗运动才能最大程度的利用有利条件，努力克服、转化和绕开那些不利条件，这需要有做出战略选择的能力。

从波兰1980年代的团结工会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实施行动计划的战略。波兰工人清楚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因此提出了一个响亮、而且在政治上较为实际的要求：成立独立工会（而不是结束共产制度这种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口号）。遂即组织劳工运动，在复杂多样的工人群体中开展动员工作，以此应对当时政府面临的履步维艰的经济形势及其缺乏合法性的问题。团结工会选择了一个有效的罢工战术就是占领他们的工厂（而不是在工厂外示威抗议，从而降低了被镇压的威胁——此前他们尝试过街头抗议并有失败的教训）。工人们还用印发传单、小册子等其它手段使行动成效更加显著。其实印刷传单等手段在此前十几年里已经成为不同城市之间的工人进行沟通的有效途径。由于选择了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和战术（即占领工厂和使用印刷品），扬长避短，才能更有效的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克服不利因素，稳扎稳打，最终在1989年实现了波兰民主化的目标。（注12）

3. 非暴力纪律

维持非暴力纪律——即使面临挑衅，领导者也要有能力保持非暴力——是保持公民抵抗运动持久生命力的核心所在。只有保持非暴力，运动才能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增加对手实施镇压的成本，使镇压带来更多反抗，才更有可能导致暴政赖以生存的重要机构内部的反叛。玛丽亚·斯蒂芬和艾丽卡·切诺韦恩的研究表明，正是上述这些困素决定了非暴力运动成功率高于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注13）

保持非暴力纪律要求抵抗运动相信公民抵抗是有效指导和推进抵抗运动的途径。有关公民抵抗运动的运作机制和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有效的战略可以为抵抗运动奠定胜利的基础，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正是公民抵抗运动的成功机制。同时需要建立一种文化和一套规范来坚持非暴力。例如上个世纪末塞尔维亚推翻了独裁者米洛舍维奇的抵抗组织“欧特珀”对新成员开展系统性培训，帮助他们理解公民抵抗的机制以及保持非暴力的重要性。

这些工作并不要求运动就其非暴力的道德是非进行辩论，但参与者必须深入领会非暴力纪律带来的实际效果，同时要汲取一些案例带来的教训（如叙利亚发生的导致悲剧性结果的案例）——因为对非暴力公民抵抗缺乏耐心或信心转而付诸暴力，从而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4. 扩大公民抵抗运动的民众参与

公民抵抗运动若能极大地调动普通民众参与是一个抵抗运动取得成功的晴雨表（尽管也有人提出异议）。（注14）因为越多普通民众拒不服从独裁政府，就越能削弱独裁政府的统治，增加暴政试图恢复其控制的代价。 有具体数据表明，民众参与程度越高，镇压造成的反叛越多，即使在暴政的支持者中也是这样。（注15）

2011年发生在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赢得各界群众的极大支持，城乡各地男女老幼，教徒和世俗阶层，高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民众纷纷加入革命行列，再次证明了民众高度参与的重要性。与此相反，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学生运动和2009年开始的绿色运动虽然动员了数百万民众上街，各大媒体头条竞相报道，但两者均未能取得预计的目标，其中部分原因就是这两次运动后来都没有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只局限于最初发起的那部分人群。

争取并获得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公民抵抗运动是“结束政暴清单”中前三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广泛团结力量的愿景有助于形成内在合力，并能鼓舞更多民众参加运动。制定运动战略有助于坚定信心。设计各种战术时要考虑到参加者各自不同的需求，包括抵御风险的能力、参与运动的时间，为运动做出牺牲的决心。有效的战略可以为各个群体（无论贫富、年龄和阶层的差异）提供参与运动所需要的选择，使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支持运动。与暴力武装抵抗只有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参与不同，非暴力运动可以吸引社会各阶层的参与。

5. 削弱镇压、增加反叛

暴政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镇压。要进行有效抵抗就必须学会如何削弱镇压的效果，增加镇压的成本。有一个具体方法就是精确评估风险并选择有效战术，因为各种战术带来的镇压风险不同。比如大规模群众示威之类的集中行动招致镇压的可能性就更大，而消费抵制、居家罢工、装病罢课， 或在公共场合张贴小型匿名传单等等，政府镇压的难度就会更大。因为是否参与了这类战术比较难以判断（例如凭直观看不出某人是否抵制了某类消费），这会削弱镇压能力，甚至使镇压无能为力（例如居家罢工就需要警察到每个参与罢工的工人家里去调查）。

1983年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政治反对派就必须设法找到避免镇压的办法。经历长达10年的大规模逮捕、杀戮、酷刑和强迫失踪，人们对暴政心怀恐惧。当年4月，铜矿工人号召在圣地亚哥郊外进行罢工，而皮诺切特则威胁要派军队在罢工开始前包围矿山。面对这种形势，工会领袖决定停止罢工， 取而代之的是在全国举行一天的怠工、慢步和慢驶行动，继而在当晚8时全国敲响锅碗瓢勺进行抗议！（注16）这次抗议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的参与，由此开始例行每月一次的此类抗议活动。这是在对付皮诺切特制造恐怖、分化民众、实施独裁统治中取得的第一个突破。参加这类行动带来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不至于招来严重的镇压。这一战术的结果是，皮诺切特的安全部队对如此大规模的分散行动感到束手无策。

其它削弱镇压效果、增加镇压成本，进而让镇压行动招致更多抵抗的方法包括：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提出非政治性的要求（例如示威者要求清洁的饮水和社区安全， 而不是推翻政府）。建立明确的领导人继任制度（一人被捕另一人替补），加强运动参与者与国内外各团体的沟通，使暴政镇压导致更多反抗。例如，2010年埃及网络博客作家哈立德·赛义德因为揭露官员腐败，被警察拖出网吧，暴打致死后，反对派在社交网站脸书开设了一个“我们都是赛义德”专页来反击政府对赛义德的污蔑。证明赛义德和其它普通埃及人一样，而不是罪犯，这使得埃及政府的镇压招致更多民众的不满。

6. 策反

随着公民抵抗运动的发展，统治集体内部积极和消极的支持者出现分化和反叛。例如，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和强硬派争夺控制权的争斗表面化，而经济利益则迫使国家政权不得不满足抵抗运动的要求，以换取经济活动的恢复。政府公职人员，包括士兵、警察、公务员已经开始改变态度，进而支持抵抗运动，因为抵抗运动提出的要求能够说服他们，他们也讨厌独裁者，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参加了公民抵抗运动。 支持政府的精英也开始怀疑政权的可持续性，他们采取中立立场，以免站错队，因为公民抵抗运动胜利在望。

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异见人士说服前退役军官作牵线人与安全部队沟通（注17）。反对派人士通过行动表明自己是理性和非暴力的，并敦促安全部队保护民众的安全。还通过各种途径缩短双方的距离，例如通过亲善活动，为防爆警察送玫瑰等行动，最终使得乌克兰士兵和警察安全部队在接到镇压命令时保持中立。同样情景也发生在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安全部队并没有公开反叛，只是不积极执行当局的命令。在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的高潮时，军人拒绝执行向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的示威群众空投燃烧弹的命令，理由是天气不好，在直升机上无法辨认示威群众，其实当天万里晴空！这名军人后来回忆说，当天自己的家人可能就在示威群众中，所以他无法执行命令。（注18）

反叛者无论是被说服的还是出于一己私利，常常会受到公民抵抗运动的长期影响。这个趋势和前两个一样，都源自抵抗运动团结一致、精心计划和坚持非暴力原则。 研究数据表明，广大民众的参与程度越高，产生反叛的机会越大；同时，团结一致、精心计划和坚持非暴力更能够增加抵抗运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坚持非暴力对产生反叛很重要。只有坚持非暴力，避免演变成暴力活动（正如2011年发生在叙利亚的悲剧），运动才能持续下去，政府内部才会出现反叛。如果统治集团内部策反对象不受到暴力的威胁，那么这部分力量就有可能对统治集团本身的权力结构及其凝聚力构成持续威胁。

对外部因素的影响

 

我们提出的“结束政暴清单”不仅对抵抗者有用，其他各界人士也可以将其用于各自领域解决冲突，提高应对能力。例如，可以帮助记者对公民抵抗运动做更有预见性的报道。如果记者参照本清单深入冲突第一线做调查，就不会忽略2014年初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示威现场那个被燃烧瓶攻击的目标。要写出有真知灼见的报道就应该对抵抗运动现状进行调查，诸如团结工作做得怎样、计划进行得如何，是否存在违反非暴力纪律的各种因素，是否广泛发动了群众，如何减弱镇压带来的影响，观察安全部队是否忠实执行命令、乃至反叛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此外，2014年2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仓皇逃离首都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商界的支持，因为当天政府的暴力镇压起到了适得其反、火上加油的作用。仅仅几个小时，政权就倒台了。如果事前对各种关键因素有所了解的话，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可以预测的。

2011年下半年，如果叙利亚反抗政府的行动者参照本清单，抵抗阿萨德政府的民间抵抗力量就有更大的成功机会。因为当时部分政府军已不再效忠阿萨德（且不说逊尼派士兵），商界也不再支持阿萨德，这正是一个策反的良机。据此判断，2012年初，继续支持自由叙利亚军对抗阿萨德仅剩的“阿拉维派”军事力量恰好起到了消极作用，尽管这个消极后果被随后发生的悲剧所掩盖。

本清单还有助于外界制定相关规则来支援本地活动人士争取权利的运动。例如，清单中的前三项均可以通过信息交流得到加强。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暴政无权限制信息通过国界流通，或不能惩罚那些把信息传递给抵抗人士的公民。本清单所有六项均有助于开拓思想，并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强三个关键因素和三大趋势。

清单与影响未来的冲突

 

非暴力运动的环境日趋复杂，公民抵抗人士需要在基层协调组织一系列制胜战术，但他们往往限于忙乱而迷失方向，或出于本能担心决策错误给自由和生命带来威胁，这很容易导致消极被动，可谓正中统治者下怀。这种担心也会导致抵抗者对暴政的脆弱性抱有幻想。

本清单可以帮助抵抗人士拨开迷雾，认清前进方向。有人也许会反驳说，运动中形势变幻莫测，而“结束政暴清单”过于简单化，在未来冲突中进行决策评估需要特别考虑此时此地的特殊因素。

然而，我们提供本清单绝非无视当地的特殊情况，只是着重强调如何从战略视角理解这些因素，并指出公民抵抗运动如何获胜并分析获胜原因。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策顾问阿图·加万德在研究了各种条件下各种清单的重要性之后认为，清单有助于人们在重多领域免遭失败，它对每个人都有用，包括经验丰富的人。清单提供的是一种认识论，犹如神经系统捕捉并帮助我们认识自身大脑中的弱点——可能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记忆缺陷、注意力缺陷，思考不够透彻和不够周全等等……（注19）

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每个人的经验都面临挑战，如何应对无法预测的情况？有效的清单能够确保那些看似模糊但极为关键的东西不被忽视，还有……促使人们更好地进行交流、沟通、协调那些微妙的、不可预测的因素。（注20）

本清单无法告诉我们谁最终获胜——是独裁政府还是公民抵抗人士。但这份清单提供了一套具有指标作用的关键点，有助于理解那些渴望自由的公民如何克服独裁统治的各种障碍。

 

彼特·阿克曼
哈迪·梅里曼
本文收录在马修·巴诺和玛丽亚·斯蒂芬 （编辑）《独裁统治卷土重来？》一书
（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2015年出版）

 

注 释

 

注1： 玛丽亚·斯蒂芬、艾丽卡·切诺韦恩《《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第6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NAVCO数据出自此网站: http://www.du.edu/korbel/sie/research/chenow_navco_data.html

注2: 彼得·阿克曼、阿德里亚·卡拉尼基《自由如何获胜： 从民间抵抗到持久民主》第6-7页，自由之家，2005年出版——该报告通过对1972年-2005年间发生民主转型的67个国家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67个转型国家中有50个国家的公民抵抗力量发挥关键作用，即70%的比例属于这类。而这50个国家包括推翻独裁进行民主变革，或从多个国家联盟独立出来的向民主转型的新国家（即这些国家转型主要依靠公民抵抗，或公民抵抗在多种促变因素中与掌权者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这些国家均不属于自由国家，其中25个属于部分自由国家，另25个属于非自由国家。至2005年，巨变发生多年之后，其中32个成为自由国家，14个属于部分自由国家，只有4个属于不自由国家。”

注3： 埃莉诺·马强特、阿德里亚·卡拉尼基、阿奇·帕丁顿、克里斯朵夫·沃尔特《民间抵抗运动发生的环境和民主转型动态》第1页 ，自由之家特别报告，2008年发布

注4： 同上

注5： 玛丽亚·斯蒂芬、艾丽卡·切诺韦恩《《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第6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注6：同上，第9页

注7：同上，第68页

注8：同上，第62页

注9: 艾丽卡·切诺韦恩《2014年公民抵抗趋势和独裁政府的反应》，大西洋理事会“独裁政体的出路专项研究”，2014年4月15日

注10： 玛丽亚·斯蒂芬、艾丽卡·切诺韦恩《《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第66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注11：托马斯·谢林《全民国防的若干问题》，收录于亚当·罗伯茨等（编辑）《公民抵抗国防论——非暴力抵抗外敌入侵》第304页，斯塔克波尔书社，1968年出版

注12: 彼得·阿克曼、杰克·杜佛尔《智胜：非暴力冲突一百年 》第113-174页，伦敦，圣马丁／麦克米兰出版社，2000年出版

注13： 玛丽亚·斯蒂芬、艾丽卡·切诺韦恩《《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第30-61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注14：同上， 第30-61页

注15：同上，第46-49页

注16： 电影《智胜》，史蒂夫·约克导演，约克·日默曼制度公司，2000年出品

注17: 安娜卡·罗德·宾纳迪克、伊万·马罗维奇《权力和说服： 非暴力战略如何影响塞尔维亚安全部队》, 收录于《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第39卷，第411-429页，2006年第3期（9月号）

注18: 作者于2010年10月2日采访尼波萨、科维奇、维什涅、诺瓦斯基

注19: 阿图·加万得《宝典：凡事如何搞定》第47页，纽约，皮卡多尔出版社，2009年出版

注20：同上，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