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决斗:网络时代的抵抗与镇压

演示一

主持人:达伦·坎布里奇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知识和数字战略部主任,美利坚大学和平教育和国际发展教育专业的客座教授。他曾是美国阿默荷斯特学院的讲师,教授战争史和国际关系。他曾经在一些社会正义和教育机构工作,为全球各地、各年龄阶层人士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他曾经为“同一个世界教育”、“学习与服务国际”、“美国高校和平协会”等多个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他曾经在“民主事务研究所”担任副主任,后来在“常识课程”青年项目担任主任,为青少年设计培训项目,讲授如何在促进民主的运动中从事草根团体的组织工作。他曾经在美国最大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参与的非营利组织“愈合基金会”担任项目主管,他主办的公民参与研讨会吸引了美国、中东、北非和欧亚大陆的年轻人。还他是学生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领导成员,组织华盛顿特区的年轻人从事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他曾经担任“阿加佩项目”顾问,该项目为脸书网站设计课程。达伦·坎布里奇本科毕业于米德尔伯里学院,随后在美利坚大学获得国际培训和教育硕士学位,同时获得国际和平与解决冲突的专业证书。

达伦·坎布里奇: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首先问候世界各地的听众下午好、早上好、晚上好!谢谢你们参加今天的网络研讨会。我还要问候在线参与的亲朋好友,以前和现在的学生,在网上和你们见面真是太好了。

我之所以对数字化决斗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数字化技术、新媒体和互联网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像“百万声音抗议哥伦比亚叛军恐怖组织”的脸书动员活动,推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对恐怖主义运动,它让世界各地1200万人走上街头。我们也看到谷歌被迫退出中国,因为它的搜索引擎能让中国网友看到中国政府想审查和删除的内容。

演示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伊朗“绿色革命”的抗议示威中被杀害的女大学生妮达·艾嘉·索尔坦,她倒在街头的场景被手机拍下来并上传到油管上。这件事引起人们对伊朗政府实施暴行的愤怒,使绿色革命的支持率持续上升。这些都是很惊人的、很强大的事件,然而,大多数人会通过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看到运动的张力,却很少关注到人们如何革命性地、有战略地使用互联网发动一场又一场非暴力斗争。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40分钟时间,能简略地介绍这个主题,并在最后听到你们的问题、评论和观点。

演示三

我的演讲分为以下部分:

第一部分,我希望能清楚地定义这次演讲提到的一些概念,因为我发现,很多讨论都围绕这些概念进行,但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想犯同样的错误。昨天我在脸书上发布了一些问题,收到一些回复,我会分享部分回复你们的观点。

第二部分,我想说说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如何改变了媒体格局,以及这种改变如何与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核心理论相关。

第三部分,我将举一些具体的案例,并且从不同的视角分析这些案例,希望最后能得出一些结论。

最后,我想听到在座各位的问题、评论和观点。

接下来我们先定义一些关键概念。

演示四

数字化指的是媒体内容——包括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被转换为二进制代码,就是1和0按照特定的方式排列,然后产生的数字化版本。这些代码可以被一些数码设备——比如电脑、手机、电视、相机等——生成和解压。其实,这个网络研讨会之所以能够举办,也要感谢数字化技术。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的电脑屏幕画面和我的声音都被转换成了二进制代码,然后它们被发送到你们的电脑上,通过技术的解压,再重新展现我分享的画面和我的声音。这种接近即时的信息共享,除了数字化技术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到。

演示五

决斗指的是冲突双方之间的较量,即其中一方试图挑战现状,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或转型,而另一方试图维持现状,以保护或增加他们的财富、控制力和主导地位。

现实的决斗在物理空间发生,但在数字化世界,决斗发生在非物理空间,也就是说抵抗运动在虚拟网络空间和对手开展斗争。在此背景下,反应更快、更聪明的一方,能够利用最新的技术、工具的一方,会增强他们利用网络的能力,实现政治目标——获得解放或者成功镇压。

演示六

抵抗指的是以民众为基础,为了维护人权、正义、民主和自治,用非暴力手段反抗独裁者、政府、大公司等权力结构的社会运动。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斗争,比如暴力斗争。我想关于暴力斗争的媒体报道已经够多了。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当然关注的是非暴力斗争,所以,我今天要谈的是公民抵抗的非暴力斗争。

演示七

镇压指的是权力体结构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消解或钳制任何反对现有权力秩序而采取的行动。这张图片可能显示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且最具标志性的抵抗。1989年,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男人单独面对一列坦克。镇压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镇压不一定发生在现实社会,在数字化时代,镇压可能发生在网络上。

演示八

网络时代指的是个体与机构和组织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互联网与各种形式的数字化技术和社交媒体实现的。当然,世界并不是都在互联网上,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网络联系,但我们正迅速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天,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能通过移动宽带将电脑或手机联接起来。

以上就是我在本次演讲中会提到的概念。

演示九

大家昨天应该收到我发的一封邮件或脸书提示,要求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在冲突中谁更有力量,是枪杆子还是摄像机?你们中的一些人回复了,并且提供了很棒的观点,非常感谢!当然,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公平,或者不是特别明确,你们的回复展现了最常见的几个问题。

1. 如何定义力量?

安吉拉通过脸书评论回复说:“枪杆子能让民众暂时屈服,但是只有告诉人们真相,才能带来变革。因此我坚信摄像机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潜力。”我想安吉拉提到了我们谈的力量,力量是让人屈服的,还是带来积极社会变革的?我想带来社会改变的才是更强大的力量。

2. 力量的体现取决于冲突情境?

琳恩通过脸书评论回复说:“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如何定义力量。在短期冲突中,枪杆子明显能立刻带来后果,而在长期冲突中,摄像机有更巨大的力量。”我认为,琳恩的意思是枪杆子有力量还是摄像机有力量,这取决于不同的冲突情境,取决于冲突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3. 使用工具的目标是什么?

艾曼·纽埃尔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说:“枪杆子能带来短期效果,但无法触动人们的良知。摄像机则能撼动人们的良知,让尚存人性的人不敢做恶。所以如果目标是触动人们的良知,那么摄像机的力量更强大。”

格雷格通过邮件回复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我要在现实中统治人民,我会选择枪杆子。但如果我要赢得人民的支持,摄像机内在的说服力更为强大。”

你们的回复都涉及到了这些问题的关键:冲突的情境,冲突各方怎样理解和定义力量,以及冲突各方最终要达到的长远目标。毫无疑问,枪杆子和其他暴力工具有特定的力量,可以短期控制人民。但非暴力斗争不使用暴力工具,理由是暴力工具根本不是一个选项,或者因为非暴力行动者在道德上反对使用暴力,又或者非暴力行动者认为非暴力是最有效的斗争方式。所以,非暴力运动会战略性地使用摄像机和其他数字化技术,就像暴力斗争使用枪、坦克和炸弹那样。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关于使用摄像机和数字化工具的更多观点。

我认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与非暴力抵抗有关的数字化技术、互联网工具和一个强大的概念有关,那就是故事报道。通过故事,让那些正在反抗残酷迫害的行动者的故事为人所知,让不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反抗者和其他人团结在一起。我想,有几项重要能力会让故事报道更有力量,但人们很难同时获得所有这些能力。

首先,是创造故事的能力。确定故事的不同元素——主角、事件,和其中包含的重要瞬间。

其次,是选择用哪种媒介的能力。呈现故事的方式是文字、照片还是是影像?要不要加音乐?是否使用不同的语言?等等。

第三,是和其他人分享故事的能力。如何广泛并迅速的向那些可能感兴趣的人传播故事?

第四,是收集故事的能力。当你在寻找某些特定斗争的信息时,是否能收集到这些故事?

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就能给公众和抵抗运动带来一种强大的、影响冲突的故事报道。这不仅能给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也给旁观者一个重塑运动形象的机会。

毫无疑问,数字化技术、新媒体和互联网,为非暴力运动参与者提供了故事报道的能力,让人们可以史无前例地创造、讲述、分享和收集故事。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演示十

演示十一

如果我们简略地回顾用不同工具和叙事方式进行报道和分享信息的过程,我们会看到叙事的力量和我之前提到的各种能力都在演化。人类长期以来用单词或声音,用谚语、诗歌、戏剧、音乐等,这些最基本的方式进行口头交流。现在这些仍然是分享信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这样交流。

演示十二

但讲故事的方式一直在演化:文字、印刷、电话、广播、电视,叙事的能力一点点从个体转移到特定的群体——专业人士身上——他们控制报道的新方式。毫无疑问,这些演化加快了信息传播,但也巩固了少数人的权力——创造、分享和收集故事的权力,尤其是在人们越来越多依赖这些交流方式的时候。这是单向传播。文字起初主要来自传播宗教的作家,印刷主要被报业公司和出版公司控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则主要被媒体集团或独裁政权掌控。

演示十三

让我们看一看互联网的背景,1960年代末期就有了关于互联网的创意。互联网实际上是由美国军方发明的,它能让远距离的国防科研部门之间迅速交流和分享信息。1990年代互联网才对公众开放,普通人开始通过互联网发邮件,在聊天室聊天,创建网站,用Flick分享照片,用油管分享视频。通过互联网,人们有了一种新的虚拟空间,用来创造、讲述、分享和收集信息。是网络带来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区别,新媒体有时也被称作社交媒体。传统媒体运作的方式使少数专业人士有权力决定什么信息值得传播。他们筛选不同的故事和观点,把他们选定的信息用不同形式的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分配或传播出去。专业编辑和出版商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传统媒体领域,专业人士使用大多数人无法使用的工具,比如,制作工作室、无线发射塔和出版社。这种分享信息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从选择内容到如何传播的权力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媒体集团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独裁政权也找到了钳制传统媒体的方式。所以,在传统媒体领域,少数人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

而新媒体整个改变了筛选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体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新媒体有三个特征:第一,人们可以自己制作内容并自行发布,每个人都像传统媒体那样拥有权力。比如,用博客、推特、油管或建立自己的网站。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平台,使分享信息的方式变得廉价。人们不再需要昂贵的、被少数人或政府控制的出版公司来发行音乐专辑、书籍、电影、杂志;第二,人们可以自己筛选信息。网络上的信息浩瀚如海,人们除了提升自我判断力,找出想看和想传播的信息外别无他法。信息的筛选工作从掌握传统媒体的专业人士向个体转移;第三,人们可以对其他人传播的内容进行评论。当人们消费信息的时候,可以评论和分享链接,可以促使人们去看其他与信息相关的资源。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提供不同的观点,使故事更丰富、更有相关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社会进程正呈现出来,它挑战了传统媒体的权力结构和掌握信息的少数人。

为什么叙事权力的转移会对非暴力抵抗有利?这涉及到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关键原则,非暴力抵抗取决人们怎么理解和定义权力。这与你们评论中提到的内容是相关的。

演示十四

吉恩.夏普博士被认为是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重要理论家,他将权力来源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第一种是权力一元论,即民众依赖政府及其所属的权力体制的善意,这强化了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方式,让民众相信权力可以自我延续、坚不可摧,普通人无法挑战它。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待权力的,尤其是在高度压制的社会里。拥有权力的人会故意强化这一观点,因为他们想让民众相信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第二种观点是权力多元论,v即政府或权力体制依赖民众的支持,这是一种权力以由人民授予为基础的观点。这强化了自下而上行使权力的方式,让民众认识到,如果他们不合作,比如不交税、不工作、不去商店购物,或者拒绝相信不公正媒体的宣传等,权力体制就会显示出它的脆弱性,大规模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够迫使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或转型。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变,让权力多元论影响了全世界。人们创建自己的媒体,不再依赖政府、公司或者传统媒体的报道,不再听信被刻意扭曲的信息。新媒体的使用成为许多非暴力运动行动者的优势,这就是全世界独裁政府为什么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控制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关键原因,因为这些社交媒体明确地显示出对统治者的威胁,对权力一元论的威胁。

演示十五

现在我们具体看一看世界各地的非暴力运动是怎样使用数字化技术、新媒体和互联网的。我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几个著名的案例,现在我想介绍一些相对不那么著名的,但可以给我们提供数字化行动战略观点的案例。我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些案例:一个角度是数字化行动的拥护者,这些人将数字化行动看作是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强大力量。国务卿希拉里·克里顿就是其中之一,她说网络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讲话中,她说:“当你使用互联网的时候,你不需要是媒体巨头或者是摇滚明星,你就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认为她这句话触及到了网络权力的多元性。另一个角度是数字化行动的质疑者,这些人怀疑数字化行动被刻意夸大了,或者认为会导致政权更严厉的审查和更严峻的镇压。畅销书《引爆趋势》一书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最近给《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发推文不能带来革命》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数字化技术能使现有的社会秩序被管理得更有效,它并不是现状的敌人。”我想这两方面的角度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见解,所以在特定的背景下从这两个角度看问题,能帮助我们揭示一些非暴力行动者怎样安全有效地使用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的战略观点。

演示十六

我们先来看一看2008年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背景是独裁者侯塞因.穆巴拉克统治埃及近30年。在他统治期间,埃及一直实施《紧急状态法》。这部法律给予侯塞因.穆巴拉克和他的安全部队不受限制的随意羁押埃及人的权力,尤其是对那些被认为对现有秩序会带来某种威胁的活动家。一些反抗者在被羁押期间遭到殴打,并折磨至死,但一直不被外界所知。在埃及现有的政治环境下,任何反对派政党和成员都不可能真正威胁到总统侯塞因.穆巴拉克的统治。

作为对这种压制的政治现状的回应,2003年,一个名为“卡法亚”(阿拉伯语“够了”)的反对派组织联盟出现了,该组织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政治和社会变革。2008年,联盟中的一些青年领袖动员埃及人4月6日举行罢工。其中两位活动家为动员罢工建立了一个名为“4月6日青年运动”的脸书群组,24小时内就有3,000多人加入这一脸书群组。到3月底,就在罢工前几天,已有40,000人加入了这一脸书群组。很快它就显示出比加入一个脸书群组更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了一种被埃及政府压制了多年的期待。

演示十七

从拥护者的角度看,以动员罢工日命名的“4月6日青年运动”为抗议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这在5人以上在公共场所聚集被视为非法的埃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或许无法真的在街上聚集,但可以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聚集,在网络上进行政治辩论,分享关于政治变革的文字、图片、影像和相关链接。演示十五左二那张埃及军警殴打抗议者的图片,就是由一名年轻女性活动家发布到“酷刑在埃及”网站上的。

“4月6日青年运动”代表了一个把网络动员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范例:通过网络传播一些重要信息,人们看到后,离开电脑,走上街头,参加抗议集会。

从质疑者的角度看,他们担心社交媒体,比如脸书,可能会把敏感信息提供给当局。埃及安全部队就一直在监控“4月6日青年运动”的脸书群组,他们清楚地知道群组创建人是谁,知道她住在哪里,所以她很快就被逮捕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越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当局就会收集到越多这些信息。还有一种质疑者认为,社交媒体依赖脆弱的社会联系,而只有很强的社会联系才能让人们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至少要比简单加入一个脸书群组的社会联系更强才行。

看了两方面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战略?第一,匿名,这可能是使用脸书一类社交媒体的必要手段。我们可以使用比如Tor这类可以隐藏真实身份,隐藏你访问过哪些网站的应用程序。活动家也在发展秘密代码或网上假身份,因为真实的个人信息、地址等会将你置于危险的境地。还有其他一些社交媒体工具,比如可以用于线上协作的蟹草,它是一个类似脸书的网络平台,但它比脸书更适合组织匿名活动,而不是分享图片和状态更新等。(脸书不是为活动的组织者开发的,它更适用于普通人分享图片,状态更新等)第二,活动家应该超越脸书群组,像奥斯卡·莫拉莱斯发动的“百万声音抗议哥伦比亚叛军恐怖组织”行动所做的那样,从线上走到线下。奥斯卡·莫拉莱斯能够通过分析脸书好友的地理位置和个人信息,判断他们是否能从网上群组的参与者变为现实中的行动者。他并不完全依赖脸书群组,而是私下联系这些人。有战略观点的组织者已经意识到脸书并不能创造直接行动,还要有针对性的开展线下动员。

演示十八

接下来我们看看2007年缅甸的“袈裟革命”,背景是缅甸人在残暴的军政府统治下生活了30多年,每当他们试图游行抗议,军政府就会进行暴力镇压。在过去的20年里,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大部分时间被软禁在家里。媒体很少报道,或者根本不报道,人们不知道缅甸发生了什么事,军政府成功的封锁了整个国家。直到一群隐蔽的,为缅甸民主运动工作的公民记者,用小型家用数码摄像机记录了缅甸发生的这场革命,并成功地将视频素材传送到缅甸境外。

演示十九

从拥护者的角度看这场革命,数字化技术(比如手机、相机、数码摄像机)成功的被用于记录侵犯人权的暴行,并且向世界揭露了这一暴行。这张投影片上的图片是纪录片《缅甸起义:看不到的真相》的电影海报,这部纪录片获得了许多电影奖项,它讲述了“袈裟革命”期间,勇敢的公民记者记录并向外界传播缅甸人民的斗争和军政府镇压的过程。这些公民记者做出了比过去30年任何记者做得都要多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有藏在手袋里和报纸下的小小数码摄像机的帮助。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一定要看一看。

从质疑者的角度看,政府想要禁止这种数字化行动,只需关掉互联网或者调慢网速就能达到目的。还有一种方法是让上网的价格高到无法承担。事实上,2007年袈裟革命期间,缅甸军政府就这样做了。他们提高了互联网,将收看国外卫星电视的费用从每月5美元涨到800美元,有效降低了国外卫星电视的收视率。

看了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战略?

第一,不能依赖单一渠道或单一信息分享模式。当互联网被关闭时,缅甸的公民记者还有备选方案,他们把视频素材保存在记忆卡或U盘里,从缅甸偷运到临近的泰国。这些视频被偷运出去之后,由境外的团队剪辑、发布,全世界都看到了它。用网络分享数字化内容可能是最快的方式,但就像在缅甸发生的那样,这一行动会受制于被政权控制的网络服务。

第二,使用数字化技术的有效性取决于你想影响哪些受众。数字化技术在开展让政府陷入两难困境的行动时非常有效。两难困境是指让你的对手处于一种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赢的状态。比如一个行动使用了一种在本国非常流行的网络平台,迫使政府永远关掉这个网络平台,那就会影响数百万、上千万与这个行动毫不相干的普通用户。大多数用户使用这一网络平台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关闭这个网络平台很有可能让本来中立的用户转变成数字化行动的支持者,因为关闭网络平台影响到了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这正是全球的社会运动中普遍使用的战略。

演示二十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背景是当时的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为了统治国家,采用的策略之一是控制和审查主流媒体,禁止一切批评的报道出现。但这些策略没有能够阻止记者格奥尔基·贡加泽建立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相”,用于揭露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腐败证据并发布支持反对派的观点。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感到了威胁,于是,派安全部门绑架并杀害了格奥尔基·贡加泽,这一事件后来被揭露出来。在2004年大选临近时,民众对列昂尼德·库奇马想要控制大选,让他选定的接班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成功当选的行为感到愤怒。为了确保公平真实的选举,有一个名为“波拉”(乌克兰语“是时候了”)的青年团体发动了一场“出去投票行动”来监督大选,只要有选民被恐吓或有选举舞弊的情况发生,就会被记录下来。如果选举不公和被操纵,就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他们使用的战术是用手机发短信与全国各地的活动家联系,在需要时组织抗议示威时,为全国各地的基层团体调配物资等。

演示二十一

从拥护者的角度看,手机短信提供了一种简单、廉价的实时通讯方式,可以让人们随时了解行动的最新进展,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手机是最广泛使用的通讯工具,现在世界上有40亿手机用户。在发展中国家,手机用户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能使用可连接互联网电脑的用户并没有那么多,但能使用手机的用户则非常多。

从质疑者的角度看,技术屏障会阻碍人们参与非暴力行动。这里说的技术屏障不是指设备,而是指信息平台。比如,手机运营服务很容易被政府控制,政府可以干扰信号,或者干脆关闭手机短信服务。

看了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战略?第一,要明确你想影响的受众。草根活动家之间使用手机短信便于进行组织和协调,但如果用手机短信给全国用户发送调查报告就不适合了。第二,手机短信可以在不引起政府注意的情况下开展运动。比如活动家可以用手机短信建立、分享、传播信息和符号——可以是文化符号,也可以是想法和行动方法。比如,关于对手的段子,行动口号等。你收到短信就转发给朋友,你的朋友再转发给他们的朋友,这是一种简单的、低风险的动员行动的方法,在世界各地的运动中被广泛使用。

演示二十二

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新媒体和互联网在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让活动家拥有了之前不可能有的战术和技巧。这些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的使用方法,都包含在你们之前回复“还枪杆子还是摄像机更有力量”这一问题时分享的观点和概念里了。总结一下:

第一,我们怎样理解和定义力量,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在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时的潜在影响力。如果权力多元论有助于制定运动战略,那么,数字化技术更可能用于以草根团体为基础的运动战术,这能让非暴力运动更强大、更持续、更有效率。

第二,每次冲突的特定环境——对手、运动组织、民众、第三方等因素,决定了活动家如何、何时、是否使用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没有任何一种数字化技术或者互联网平台适用于所有的运动。

最后,运动目标决定怎样使用数字化技术,而不是数字化技术决定运动目标。你的运动想动员民众采取直接行动,还是想影响民众的观念?想让对手处于两难困境,还是想组织和调配资源?运动的长期目标决定了运动的短期目标,而一个明确的短期目标有助于明智的选择适用的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这种近些年才变得可能的反抗方式。

谢谢大家!现在我希望听到你们的提问和评论。

——————————————————————————————————

问答环节

 

问:在联合国现有政策体系下,网络行动的有效性如何?

答:坦白地说,我对联合国的政策体系并不熟悉,也不太懂你的问题。但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回到这一点:谁在做世界各地各种人权事件的报道?报道哪些议题?人权遭到严重侵害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极度残酷的环境下,他们在对强大的镇压进行抵抗。我认为,相对于主流媒体、外交官和政治精英,联合国能获得更多当地的信息,这肯定会对联合国如何看待世界各地的冲突带来影响,因为他们了解很多残酷的现实,而普通人并不知情。了解越多的信息肯定会对联合国现有的政策体系和处理方式产生影响,毕竟真的有很多人还生活在压迫中。

问:我不是很同意你说的数字化工具和新媒体是最近才变得可能的反抗方式。很多21世纪有所创新的抵抗事件,都是建立在20世纪美国民权运动的基础上的。当有年轻人加入社会运动时,常常会带来创新。比如,美国民权运动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之所以建立了自己的摄影部门,就是因为媒体总是关注运动明星,而不关注运动中的普通人,所以他们自己进行报道。他们也使用戏剧、符号吸引关注。比如他们使用黑色的和白色的手握在一起的符号。所以我觉得,人们总会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找到创新的抗争方式,今天使用到的一些战术也可以从以前的斗争中借鉴。

答:你说的完全正确,发生在当下的运动可以从过去的斗争中学到很多。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我们一直试图告诉人们,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使用了哪些战略和战术,因此,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工具只是交流沟通的另一种方式,让活动家的“工具箱”里可以多一些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用这种工具。你提到20世纪美国民权运动使用的战术,他们建立自己的报纸、杂志,进行街头表演等,这些仍然是当下的活动家可以使用的非常有效的工具。谢谢你肯定年轻人作为创新者对斗争的重要性。当我研究美国民权运动时,那些照片中的活动家被警犬袭击、被高压水枪驱赶,一些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年轻活动家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做防线。谢谢你肯定这些年轻人。

问:我想说的是外界的干预,比如,美国政府的干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美国政府和抵抗运动发生国政府的关系等等。这种干预有时候可能不是在帮助本地的抗争者,而是带来更多的需要抗争者去应对的问题,比如被政府指控为境外势力。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答:我百分之百赞同你的观点。在世界各国的外交界,有很多由于利益冲突带来的混乱信息。不止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我不为美国政府工作,也不在外交界任职,我不想替他们说话。但依我之见,抵抗运动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自己才是变革的主要动力。那么,来自外界或其他国家的支持或不支持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到最后,只有那个国家、那个地区,参与那场冲突斗争的人,才有权力和能力决定斗争方向和结果。我认为,记录美国政府向世界发出的混乱信息很重要。我知道一些人,比如外交官,他们看起来是谦谦君子,但实际上他们往往言行不一。记录下他们所说的对于某个特定事件的讲话、声明、立场,可以使他们难于反悔。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的问题。

问:您认为互联网是否为数字化媒体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更灵活的信息传播方式?

答:是的,百分之百如此。最令人惊叹的是数字化媒体产生的传播效应,使信息可以像病毒一样传播。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做了一些东西放到网上,这些东西非常搞笑,非常有创意,非常气人,非常及时,它和人们产生了共鸣,发布者刚刚把它发布到网络上,人们马上就开始用电子邮件发送它,在脸书上为它点赞,在博客上评论它,一周之内就有超过100万人观看。因为它真的触及到了一些人们一直感受到的、一直想说的事情。有人捕捉到了这些东西,并让人们和它产生共鸣。病毒式传播就是像病毒一样感染人,就像你对着某人打了一个喷嚏,某人再对另一些人打了一个喷嚏,病毒就这么传播出去了。我认为,运用幽默和文化战术,对那些至今还在控制信息的大公司是很大的威胁。这些公司为了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代表什么——花费了数百万美金。但在现实中,很多人会说,不,你们不是这样的,你们在毁坏环境,你们在侵犯人权,他们其实说一套做一套。这些互联网平台让人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毫无疑问,这非常了不起。你们有没有看过《好好先生》这部电影?它非常有意思的取笑了世界卫生组织,取笑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我觉得你们应该找来看看。

问:是否应该向那些为专制政权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审查和封锁网络服务的科技公司施加压力?

答:当然,我认为这毫无疑问。这也是你们能做的事情。我曾经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们从一个大公司得到一大笔捐款,当时很多人就担心,觉得那个大公司不会那么好心,质疑说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公司拿钱?我的一个导师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司的钱把这个公司打倒,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我想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科技公司的技术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我觉得这绝对是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科技公司和独裁政权合谋,他们看到独裁政府国家有很大的市场,他们不想失去那里的合同。但是我想,为人权和公义奋斗的人们需要追究这些公司的责任,我们不能允许这些公司帮助专制政权。

问: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您的演讲非常有洞察力,而且观点均衡。我想问的是,在网络审查的情况下,怎样即可以从外网获取信息,又可以规避审查?

答:我也思考过你提的问题。现在有一些应用程序可以让人们在网上隐匿身份,其中一个是Tor。想了解更多关于Tor的信息,可以去它的网站上看一看。每台电脑都有自己的IP地址,就像自己的ID一样,政府可以通过你的IP地址发现你访问了哪些网站,“哦,这台电脑正在这个位置查看这个网站。”如果政府认为个网站是“反动”的,警察就会上门找你的麻烦。于是,人们想找一种方法规避这种情况。而这个方法就是VPN,如果你使用VPN访问某个“反动”网站,你的路径会被修改为通过第三方代理连接过去,你的电脑会连接到一个不同IP地址的服务器,而那个服务器又会连接到另外一个服务器,这样绕来绕去,一直到达那个“反动”网站,政府就没有办法追踪到你的IP地址。在匿名访问特定网站这件事上,毫无疑问我推荐Tor。Tor的使用也非常简单。人们还可以在网上使用假身份,使用暗语,世界各地的活动家都在这样做。比如在中国,人们不可以在网上讨论,1989年发生的“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不能谈论法轮功和达赖喇嘛,当这些词在聊天室里出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强大的审查机器就能找到是谁在谈论这些话题。那里的活动家就创造了不同的暗语,用这些暗语替代被审查的话题,比如说到“六·四”,他们会说535等等。他们之间互相交流,用暗语谈论这些事情。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感谢每一位参与者!

 

                                                                                     (本演讲发表于2010年10月14日)
佚名者  译

 

视频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