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三)

案例分析总结:对一场运动成败的解释

通过分析上面3个案例,揭示了很多影响非暴力运动成果的因素。

第一,暴力运动都没能大幅度提升当局镇压的政治成本。尽管一些人对暴力起义者产生同情,但从这3个案例来看,没有国家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而发起国际制裁或者物资援助。虽然非暴力运动也没能从外国援助或者制裁中直接受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对施压时机的把握和外国政府对统治当局支持的撤销,改变了东帝汶和菲律宾民主运动的进程。

第二,没能导致军队、警察系统和官僚阶层忠诚变化的运动很难取得成功。我们的研究表明,在面对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时,非暴力运动比暴力运动更容易取得成功。其原因很可能是暴力镇压更容易适得其反。同时我们的大数据研究显示,尽管军队、警察系统的变节对于非暴力运动至关重要,但他们忠诚度的变动不一定会在非暴力运动期间发生。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缅甸的军队、警察系统没有明显的忠诚变动。这个失败的案例表明,我们的大数据研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变量,其中包括:大规模动员民众,运动去中心化程度和媒体战略。

相对于暴力运动,大规模动员民众更容易在非暴力运动中出现。因为暴力运动往往要求参与者年轻精悍。事实证明,在东帝汶和菲律宾的案例中,统治当局对非暴力运动的镇压,反而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动员,让统治当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在缅甸,不论暴力运动还是非暴力运动都没能使当局镇压的成本增加到足以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尽管国际社会对缅甸进行了制裁,但制裁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大规模动员的对象是广泛还是有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领袖的能力和作风。这些结果说明我们的大数据研究需要做出重大的补充:比如大规模民众动员的本性、等级的变量及其内涵,

能否大规模动员民众对一场运动是否成功至关重要。一个广泛的,去中心化的、分散动员的运动组织面对镇压有强劲的恢复能力,媒体频繁的报道和匿名的领导者,这些特征在提高统治当局政治成本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们还发现媒体战略对于引起公众对统治当局镇压的反应也至关重要。对此,其他学者也有阐述。

 

结论和推测

我们研究的主体部分是非暴力运动是否比暴力运动更容易达成战略目标。我们比较了从1900年到2006年的323个非暴力运动和暴力运动。我们使用大数据分析结果研究了非暴力运动在东南亚的案例。

基于我们的数据和定性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能够使军队、警察系统转变忠诚的抵抗运动更容易成功。这种成功在暴力运动中只是偶尔出现,但在非暴力运动中却经常出现。不过,我们的定量研究受到数据的限制。前面3个案例分析显示,暴力运动都没能有效地促使统治当局的精英投奔自己,但相应的情况却出现在东帝汶和菲律宾的非暴力运动中。另外,东帝汶和菲律宾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镇压受到了国际社会及时实施的制裁,这证明了对非暴力运动镇压的政治成本要远高于对暴力运动镇压的政治成本。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一场运动不能兼收并包、去中心化和广泛传播,,很难引发大规模投诚和国际制裁。而且基础广泛的运动更让人们怀疑其对手的合法性。政府很容易把一小撮活动家称作“极端分子”,镇压一二十个活动家的政治成本要远远低于镇压成百上千个代表所有人的活动家。

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大规模民众动员的等级和内涵。比如如何在地理覆盖面积,部门齐全程度或者人口构成比例等方面确定一个抵抗运动的广泛参与程度。非暴力运动大联盟的紧密程度是另一个需要实证评估来衡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成功与否的内在要素。一个运动使用了多少非暴力战术很容易统计,但是决定一场非暴力运动是否成功,是战术使用得多更有效,还是考虑这些战术使用的先后顺序更有效,值得进一步探索。

我们的研究还可以为抵抗运动推荐几条政策建议。第一,虽然一场运动的成功没有现成的蓝图,但符合大规模动员民众,运动去中心化程度和好的媒体战略这几个特征的非暴力运动比相同条件下的暴力运动更容易取得胜利。第二,在东帝汶和菲律宾的案例中,对非暴力运动的外部支持指向明确是国际制裁起作用的原因。例如美国停止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对菲律宾的马科斯施压。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大规模的民众动员可以通过外援开始或者持续下去,但是争取国际组织的支持是有效的,因为国际组织可以向那些给统治当局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施压。不过,外援有时候也会起反作用,因为运动的领导者有可能被指责为里通外国,从而损害领导者的公信力。第三,媒体在引起公众对政府镇压的反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独立媒体的创造力和持久力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将会为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与外界交流提供便利。第四,选举监督方面的技术能力建设和人权记录是另一个非暴力运动活动家的有力工具。第五,提供过去非暴力运动经验教训的教育材料(书籍、电影、DVD、电子游戏)。使用这些材料的活动家可以更容易发动群众。第六,把重心放在不民主国家使用网络控制,制定限制国内国际NGO发展的法律,和老套的、直接针对公民社会进行威胁和恐吓的证据收集,会给那些致力于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政治变革的活动家带来额外的风险。

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关于暴力和非暴力冲突的论述:“独裁者和人民以某种方式处在对称位置。人民可以不让独裁者得到大多数他想要的东西——人民可以做到,只要他们能够建立有纪律的组织拒绝与独裁者合作。相反,独裁者也可以不让人民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独裁者可以指挥他的军队强迫人民这样做……人民可以不让独裁者享受统治一个有秩序的国家的快感,而独裁者也可以阻止人民当家作主……不论哪一方都面临一个讨价还价的情形。只要有适度的纪律和组织,任何一方都可以阻止对方得到想要的东西。因此,谁胜谁负犹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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