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一)

——非暴力抗争的战略逻辑(节选)

玛丽亚·斯蒂芬 埃里卡·切诺韦思 著

赵然诺 译

很多学者的著作里都隐含着一种假设——在处理政治冲突的多数手段中,暴力最有效率。政治学家也普遍认为,之所以暴力革命在反政府运动中盛行,是因为暴力手段比非暴力手段能够更有效的实现他们的目标。尽管存在诸多假设,从2000年到2006年,塞尔维亚(2000年)、马达加斯加(2002)、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2005)、黎巴嫩(2005)、尼泊尔(2006)等国家有组织的公民运动利用包括抵制、罢工、抗议、不合作等非暴力手段成功地挑战了强权,并最终达成政治和解。我们亟需对这些非暴力运动的成功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特别对那些同时爆发暴力和非暴力运动的国家尤其重要。

现有的研究解释了非暴力运动是一种有效的抵抗形式。但是很少有研究全面系统地将所有已知的暴力和非暴力运动进行分析和比对。本书系统地分析了从1900年到2006年所有重要的抵抗运动的数据,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发现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在推翻政权有效性方面的战略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我们也把我们的数据和历史上发生过的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的案例做了比较。

我们发现53%的非暴力运动取得了成功,相比之下,只有26%的暴力运动达到了目的。这种结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个承诺使用非暴力手段的运动更容易获得国内和国际上的支持,使人们能够更广泛的参与到抗争中来,而且这种更广泛地参与会给统治政权施加压力。同时,对进行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同情也会转变成对于这些团体及其联盟更强大的内在和外在的支持,从而削弱统治当局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权威。

第二,政府对暴力运动的武装镇压很容易合理化,但对非暴力运动的武装镇压常常会引来更多的抗议支持者。潜在的持同情态度的公众会把暴力运动的组织者视为从不妥协的极端派,而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则更温和,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他们在谈判中也更容易达成共识。

我们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认为暴力是成功反抗极权最好方式的假说。我们坚信,非暴力运动也可以有强大的力量战胜政治强权,不论这一强权来自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非暴力运动甚至比暴力运动表现得更出色。

本书将按照如下方式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我们的论点;第二部分介绍我们数据的取得和我们基于经验的初步推论;第三部分分析评估三个东南亚的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第四部分根据我们的研究,给活动家们提出一些理论、政策方面的建议。

 

第一部分 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非暴力抗争的战略逻辑

非暴力抗争是一种以公民为基础,不使用或者不威胁使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斗争的方法。这种斗争方法既包括故意不完成政府交给的工作,又包括故意违反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也可能是两者相结合。

学者们概括了几百种非暴力抗争的手段——其中包括标志抗议,经济抵制,罢工,政治和社会的不合作,非暴力干预——运动团队运用这些手段,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各种政策,以削弱对手的供给,或者切断、限制对手的权力力资源。非暴力抗争不在传统的政治框架内运作。这使它迥异于其它的非暴力政治手段,比如游说,选举或者立法等。

战略性非暴力运动与传统的非暴力运动的不同在于,后者通常是由于宗教或者道德方面的信仰而反对使用暴力。虽然有些人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仰而加入到非暴力运动之中(比如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但是大多数参与非暴力运动的人并不具有这种反暴力的信仰。如果分不清楚反暴力信仰、和平主义、消极主义、软弱或者个体的街头抗议者,就不能理解这一现象。

人们往往称非暴力运动为“和平”运动,但是“和平”这一称号实际上掩盖了有组织的非暴力运动会对统治者造成高度干扰的本质。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通过大规模不合作和挑衅夺取斗争的主动权,并最终摧垮对手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们时常认为,暴力运动对统治者最具有压力,或者最容易强迫对手和解,从而达成运动想要的政治变革。比如,有人会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最有效的战略,特别是在强迫民主国家做出领土让步的时候表现卓越。但是,美国的政治学学者麦克斯·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通过恐怖主义达到政治目标的成功率只有7%。尽管如此,亚伯拉罕仍然得出结论,认为那些恐惧分子之所以选择恐怖主义,是因为恐怖主义比非暴力运动更有成效。

我们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导致非暴力运动在战略上优于暴力运动:

第一,统治者用暴力镇压非暴力运动反而有可能危及政治。1、可能强化抵抗组织内部的团结,使反对派联合起来;2、可能瓦解政权的支持者,使他们对统治政权产生不满甚至互相冲突。特别是当非暴力运动不以暴力对统治政权的镇压进行还击,而且这一情形舆论广泛传播时,统治政权的支持者会显著减少,民众甚至会主动参与到非暴力运动中来,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3、在政权内部——公务员,国家保卫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使用暴力对非暴力运动进行镇压的时候会考虑个人或者政治上的负面效果,而他们在镇压暴力运动的时候则很少有这种顾虑;4、国际社会更愿意对非暴力运动提供支持,对于统治政权用暴力镇压非暴力运动的谴责与制裁也远远高于对“恐怖主义”或者“暴力起义”镇压的反应,这使得统治者付出的外部成本将非常之高。尽管有些外国政府会援助实施暴力镇压的政权,有些外国政府也会给武装起义者提供物质支持以对抗他们的对手。但这种情况为数不多,而这些外国政府支持的暴力斗争,最终达到其变革目标的为数更少。

第二,非暴力运动往往更愿意进行沟通和谈判。政权内部成员和支持者在了解到社会变革后他们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时,也更容易进行谈判。

反馈推断理论——一种对人们如何在不同环境下选择自己行为模式的心理学理论——认为非暴力运动更容易吸引民众,也更容易策反统治政权的支持者。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对手的行为来决定自己如何做出回应。这种倾向从两个方面使非暴力运动受益。

第一,民众的支持对任何抵抗组织都至关重要,而公众往往认为,非暴力运动不会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也小得多,而暴力运动则相反;民众不愿意支持与统治者同样暴力的组织和无视民众伤亡的的暴力抵抗者;非暴力运动更愿意接受谈判。

第二,当暴力运动威胁到政权内部成员(警察、军人、公务员)生命安全的时候,这些人变节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亚伯拉罕的研究发现,如果恐怖分子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会比那些只针对警察和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的同行失去更多民心。这些人投向暴力组织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暴力组织很可能会杀掉或者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同时他们还会受到来自统治者的惩罚。而非暴力抵抗组织不会直接威胁他们的身体安全,所以这些人更愿意向非暴力运动投诚。当政权内部成员不再服从统治者,或者不再与政府长期合作,政府对政权的控制就会松动。

当然,统治政权对暴力运动的镇压也可能适得其反。例如英国军队对北爱尔兰共和军的严厉镇压反而给共和军带来了大量的支持者。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在对非暴力运动镇压之后。尽管镇压会造成短暂的低潮,但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更可能从政府的镇压中获得长期利益。长期、持续的镇压所消耗的内在和外在成本可能会迫使政府向非暴力运动妥协,暴力运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下一章我们将检验这一假说。

 

第二部分  检验我们的假说

罗纳德·弗朗西斯科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发现,统治者的镇压会给抵抗运动带来更多的支持者。也有一些学者发现,民众对政府镇压的容忍程度取决于抵抗运动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假说1反映了这种变化。

假说1:统治政权使用武力镇压会增加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降低暴力运动的成功率;

军人和警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他们开始不服从命令,意味着统治政权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权力支柱。非暴力运动容易使军人和警察不服从命令,暴力革命则更容易让军人和警察一致对外。假说2说明了这种预测。

假说2:非暴力运动在使军人和警察变节方面比暴力革命更有优势;

遭到统治政权镇压的非暴力运动不仅容易获得国内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也更容易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通常认为,国际社会对专制政权进行制裁会给非暴力运动带来帮助。假说3预测了这种帮助。

假说3: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从国际援助和跨国支持中获益更多;

国际社会通常反对暴力运动,因为暴力运动往往通过不合法的政变带来政权更替。当然,专制政权也可能受到其外国盟友的援助,以镇压非暴力抵抗运动。这种援助因为增加了统治政权的权力资源,通常会降低抵抗运动(无论是非暴力的,还是暴力的)的成功率。假说4总结了这一因素。

假说4:外国盟友对于统治政权的支持对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都会造成损害。

 

研究设计与方法论

我们的研究有三个目标:第一,弄清楚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在取得他们既定目标的时候哪一个取得了更好的成绩;第二,探索有哪些变量影响了抵抗运动的结果;第三,了解是什么结构性因素导致非暴力运动的成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建立了抵抗运动结果数据库(NAVCO),它包含了从1900到2006年的323个暴力与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案例。

在本书中,抵抗运动的定义是:为了取得某个政治目标的胜利而进行的一系列可视的、持续的战术应用,有自己的名称和领导者。无论持续几天还是几十年,通常有一个明显的开始和结束,有一些明确的事件贯穿它的历史之中。——这些特征使抵抗运动区别于普通骚乱或者群体性事件。我们的数据库选取的运动和它们开始结束的日期,是基于多种来源的资料对其评价达成的共识。

但要把一场抵搞运动定义为“暴力”或者“非暴力”则非常困难。在很多案例中,不同的抵抗团体会同时进行暴力和非暴力运动。有些团体在他们进行运动的过程中既使用暴力手段又使用非暴力手段,比如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描述一场运动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只是把它的一系列抵抗路线进行简单汇总。为了解决这一定义上的困难,我们给这些概念订立了更具体的标准。

最初的非暴力运动名单是从一个广泛的非暴力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文献中总结的。然后我们利用不同渠道汇总这些数据。我们使用的渠道包括百科全书、案例分析,艾普瑞·卡特、霍华德·克拉克、米歇尔·兰德编著的一系列非暴力公民运动目录。最后,这些案例被发送给非暴力运动的专家传阅。我们请专家评价这些案例是否属于主要的非暴力运动,以及是否有另一些主要的非暴力运动被忽略了。如果有专家提出了新的案例,这个新案例也会走相同的程序。这一结论性的数据将那些主要使用,或者完全使用非暴力手段的运动定义为非暴力运动。那些表现出明显的暴力特征的运动被定义为暴力运动。我们对于暴力运动的数据既有来自克里斯蒂安·克劳蒂斯2004年增补世界各国内战资料后的《战争相关数据库》(COW),又有来自卡列夫·谢普 2002年以后建立的《反暴力叛军行动数据库》。

我们需要对运动达到顶点的年份进行分析。在很多案例中,一场运动只存在一年,其顶点年份非常容易区分。对另一些持续数年的运动,则根据以下两个标准之一决定其顶点年份:1、参与运动人数最多的那一年;2、如果参与运动的人数信息缺失,那么该运动被镇压、解散或者成功的那一年就是顶点年份。

我们将这些运动的成果划分为成功、有限成功、失败。成功的运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运动的目标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比如2年内);2、运动必须有一个可以被识别的成绩。有限成功的运动要使统治政权有明显的让步(比如有限自治、本地权力共享、独裁国家更换了新的领导人),但是运动的目标没有全部实现(比如领土独立或者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达到政权更迭)。失败的运动意味着没有达到目标或者没有取得当局明显的让步。

为了检验第二部分的4个假说,我们依照不同的独立变量收集数据。第一个变量:统治政权是否会使用暴力进行镇压。我们认为统治政权对非暴力运动进行镇压会激怒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因此,镇压会增加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概率,而降低暴力运动成功的概率。

第二个变量:军队和警察部队是否会变节。这不包括一般的、少量的个体变节,而是指大量的、系统的统治秩序执行能力的大崩溃。相比人民代表或行政官僚的变节,我们认为军队和警察部队变节是一个体现对该政权忠诚变化的最严格的标准。类似的情形(包括变节)通常会在运动结束时发生,我们希望这些情形的发生会对运动成功产生正面的作用。

第三个变量:外国对于抵抗运动的支持程度。对于抵抗运动的支持可以分为外国政府对运动的援助和国际社会对统治者的制裁。因此这个变量包含了外国政府对于某个运动的直接援助(军事、经济方面的),或外国政府因为该国统治政权针对抵抗运动的某种行为而专门进行的制裁。另外,我们还设定了一个变量以表明统治政权是否从外国政府接受明显的军事物资以镇压抵抗运动。

最后,我们引入了几个控制变量:第一,“民主程度”。一些学者认为,民主政权对异议有更高的容忍能力,而且民众更容易对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不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运动都应该在对抗民主政权方面更有效。为了评估这些影响,我们使用目标在《政体四》上面的民主倾向来考察起在运动结束前一年中的表现。第二,“持续时间”。我们控制抵抗运动的持续时间(以天计算),因为时间可能影响运动的结果。第三,“冷战还是后冷战”。包括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傀儡政权,冷战时代的傀儡政权指1949-1991年期间,后冷战时代的傀儡政权指1992-2006年期间。

 

经验主义结论

为了评估每一个独立变量对运动成功产生的作用,我们引入了多项逻辑回归模型(MLR),这一数学模型让我们比较不同的独立变量对于未来事件的结果(成功、有限成功、失败)发生概率的影响。前面提到的假设可以推论出抵抗运动的类型,统治政权对运动的暴力镇压,国际制裁,外国政府对于运动的援助,以及外国政府对于统治政权的援助等变量对运动成功可能产生的影响。

表格1解释了运动受到统治政权镇压时,不同条件对抵抗运动成果的影响。表格1显示了很多有趣的现象。第一,在同样面对统治政权镇压的时候,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概率比暴力运动高6倍。统治政权向非暴力运动做出让步的概率比暴力运动高12倍。这些发现支持了假说1;第二,军队和警察的变节使运动成功的概率提升了4倍,这一发现支持了假说2;第三,虽然外国政府支持可以使运动成功的概率提升3倍,但国际制裁却没有类似的效果。这一发现只能部分支持假说3;因为外国政府对统治政权的支持微乎其微,所以没有相关证据支持假说4。

正如我们预期的,统治政体越民主,运动成功的概率越高,但运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对于是否获得全面成功没有影响;运动时间的延长可以增加取得部分成功的可能性;冷战后运动成功的概率高于冷战前——这很可能因为运动的组织者提高了学习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说2,我们使用了逻辑回归模型去评估非暴力运动对提升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概率方面的作用。表格2表明非暴力运动对于军队和警察系统的变节没有明显影响,这背离了我们的预期。这一对军队和警察系统忠诚度的严格评估不包括其它社会成份(比如公民社会或者官僚系统)的忠诚度。这些社会成份的忠诚度很可能在军队和警察系统仍然忠实于政府的条件下发生变化,就像1989年东欧剧变中的情形那样。但数据表明,32%成功的暴力运动与变节有关,52%成功的非暴力运动与变节有关。

最后,为了决定到底哪一个变量是一场运动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我们将对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分别进行讨论。表格3显示:第一,假说1有力的证明了统治政权的暴力镇压对于运动的成果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不管这场运动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统治政权的暴力镇压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运动成功的概率。但表格1显示,在面对镇压的时候,非暴力运动比暴力运动更容易成功。第二,假说2证实,如果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将提升46倍!相比之下,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却几乎没有提升。第三,假说3没有得到支持。非暴力运动是否得到外国政府的援助对其成功概率的影响基本为零。但是暴力运动如果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其成功概率将提升3倍。我们发现国际制裁也有着相似的影响:对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改变很小,但是可以使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加倍。第四,假说4也没有得到支持。外国政府对于统治政权的直接支持不会对暴力运动或者非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产生不利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可以通过动员本国民众的支持来降低外国政府援助的影响。与此相反,如果非暴力运动直接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可能会使其运动丧失合法性。很多国家的活动家都因为过分依赖外国政府的援助而失去了本国民众的支持。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国际制裁会减少非暴力运动活动家可用的资源(包括数量众多的本国民众),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找补偿的战术方案。暴力运动则很少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因为武装分子可以从他们控制的地区强行获取资源。而且暴力运动不像非暴力运动那样依赖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因此,在外国援助可能丧失运动合法性的问题上,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比暴力运动的活动家受到的影响更大。由于外国政府的援助在数据上的作用如此微不足道,它的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NGO、媒体的支持,以及外交压力有效。

对于控制变量的分析还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不同的统治政体对运动成果有不同的影响。统治政权的民主程度每增加1分,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就会增加23个百分点,而暴力运动会增加7个百分点。这一发现和一些分析内战成本的文献得出的结论一致,这些文献认为,民主政权对于民众的诉求更敏感。第二,运动持续的时间,取得全面成功的概率越低,对于非暴力运动尤其如此。暴力运动持续的时间越长,取得部分成功的概率越大,但不会增加暴力运动全面成功的概率。第三,冷战期间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要低于冷战前和冷战后,但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暴力运动成功率要高于冷战前。

总之,非暴力运动在面对镇压的时候更容易取得胜利。国内压力(比如大规模变节)对非暴力运动更有利,而国际压力(制裁或者外国政府的援助)对暴力运动更有利。变节这个变量对于任何运动的成功都有积极影响。尽管军队和警察系统的变节对非暴力运动和暴力运动的成功影响差别巨大,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民众广泛变节的时候,非暴力运动和暴力运动是否也存在这样大的差异。我们的变量基本上可以研究抵抗运动在面对镇压、变节和外部援助时的表现。但目前这些数据还受制于我们的研究设计,该设计不能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因为样本的时间跨度还不够长。我们将进一步在研究中探索这些问题。

表格1. 统治政权进行暴力镇压时,不同条件对抵抗运动成果的影响
成功 部分成功
使用非暴力手段 6.39*** 11.78**
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 4.44 1.05
外国政府对统治政权的支持

 

-0.80 1.10
对统治政权的国际制裁 1.32 -0.60
国际社会对运动公开支持 3.36** 1.76
统治政权的政体 1.07** 1.01
运动持续时间(有记录的) -1.00 1.47**
冷战 2.97** 1.25
冷战后 6.10*** 7.88**
全体 234 234
卡方分布(χ或者Chi2 56.62 56.62
Prob>chi2 0.00 0.00
误差R2 0.17 0.17
注意:列举RRR相关风险系数是为了便于解释系数与运动失败相关。显著性等级:***p<0.01; **p<0.05;*p<0.10。Hausman和Small-Hsiao可以用来检验系统健壮性(计算机术语)。
表格2.不同条件在促使大规模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方面的影响
使用非暴力手段 0.41

(0.28)

统治政权的政体 -0.00

(0.02)

外国政府对于统治政权的支持 -0.00

(0.31)

对于统治政权的国际制裁 0.66

(0.42)

冷战 0.30

(0.35)

冷战后 -0.19

(0.48)

持续性 -1.48***

(0.29)

全体 267
卡方分布 6.86
Prob>chi2 0.3343
误差R2 0.03
显著性等级:***p<0.01; **p<0.05;*p<0.10。括号内数字代表稳健标准差。
表格3.统治政权的暴力镇压、军队和警察系统队的变节和国际援助对运动成果的影响
非暴力运动 暴力运动
成功 部分成功 成功 部分成功
统治政权的暴力镇压 -0.39 -0.9 -0.71 -0.5
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 46.51*** 2.63 2.1 1.34
国际社会对于统治政权的支持 1.31 1.86 -0.99 -0.86
国际社会对于运动的支持 -0.19 -0.10 2.81* 1.53
对于统治政权的国际制裁 -0.31 -0.43 2.56 -0.39
统治政权的政体 1.23** 1.17 1.07** -0.97
运动持续时间(有记录的) -0.51* -0.70 1.07 2.03**
冷战 -0.03** -0.02** 2.91** 1.19
冷战后 -0.16 0.13 4.09* 8.05**
全体 94 94 173 173
卡方分布 45.88 45.88 39.55 39.55
Prob>chi2 0.0003 0.0003 0.0024 0.0024
误差R2 0.27 0.27 0.12 0.12
注意:RRR(相关风险系数)系数解释了演绎;系数与运动失败相关。显著性等级:***p<0.01; **p<0.05;*p<0.10。Hausman和Small-Hsiao检验可以用来检验系统健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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